三
关于斯托雷平的俄罗斯赋格曲在照样演奏——他甚至影响到中国——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改革的争执；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争执和关于体制和革命的争执，并未完成。我们看到，斯托雷平改革和不满意改革的农民暴动起义的数据记载；也看到改革如何让列宁们看到改革消解革命的所谓黯淡前景。改革和革命的赋格潜在于整个俄国——但是，改革因为不能解释政治上“正确”，社会上“不正确”的矛盾，使得革命（在战争的引发和诱导下）有机可趁。1905年以来的所有思索，总结和反馈，终于以一种负面的反改革和搞革命的结果，以1917年的爆发，呈现给俄罗斯人。这个结果的灾难性质，又过去七十年，被重新扳了回来。俄罗斯国家国体和政体正向一个明确又模糊的价值和路径挺进。于是，和所有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红轮》对于这段历史采纳的或许是中立，或许不是中立的立场，成为整个俄罗斯赋格曲的一部分，而并非呈现、抑或只是呈现索尔仁尼琴的复调织体——因为，他在文本中，明显站在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主张一种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暴风雨暂时停息的状态——虽然，暴风雨不是停歇了，而是酝酿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样，人们就跨越历史（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疑问：改革，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和灾难。回答“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索氏的改革呈现的社会不公和掠夺性质，才导致革命发生——回答“不是”的一方说，正是因为改革并未完全镇压革命，才带来对于改革的颠覆。（我们中国人，现在，依然被这个回旋曲所困扰；提出的问题极其类似：邓改革，终究是要走出一条道路，还是要把整个中国撞死在改革之墙上！）这里，改革引发的系列课题中，以我们中国式说法归结为，政治改革是不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抑或相反；社会革命，是不是改革导致的权利－权利博弈和存废的结果；改革的正确性质是不是要造就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权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对于中国极权主义的勾结和同谋。于是，最后，中国改革的极权主义政府前提和俄罗斯改革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前提，是不是可以混淆和抹平，从而根本对此不加以甄别和区隔。我们说，无论如何，沙皇的专制主义，上到彼得，叶卡捷林娜，下到尼古拉，他们难道是列宁斯大林甚至毛式统治者，享有列宁毛式极权文化和无文化吗?这是很少为人关注的基本之改革与虚拟之改革的迥异。排除和回避了这个区别，历史的脉络将永久模糊和扭曲，不得解释和还原。我们的意思是，斯托雷平的专制主义政权改革和邓式改革之迥异，在于，一个是专制的改革，一个是极权的改革；不可混淆，无法等同。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识别，我们看到，索氏笔下之所以为改革和“领带”辩护，全部出发点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皇权之下的革命和改革都可能成为历史正面遗产，而极权主义救党救政权的任何修补，最后导致的，只是这个政权中人继续掌控和劫掠国家财富，并以外国利益、外国国家利益，为其双向出发点。这一点，在列宁这个间谍的卖国观念中就合了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和相对真理论，而彻彻底底地消灭了真理。这是我们阅读《红轮》可以看到的现在。回到原本，这个改革的过程，牵涉到对于民主和议会，这个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判断——这在书中记载为斯托雷平和维特之间的龃龉和对抗；政府，内政大臣和议会的对抗；俾斯麦式的宰相和议员的对抗，等等。但是，我们说过，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的说法，并不止于言辞，而在于俾斯麦认可西方政治游戏规则的基本存在——这也是斯氏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所谓“斯托雷平的绞索”（“领带”）说，索氏是这样评述的；述的方面是，“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抗。”评的方面更多，（在一次议会辩论上——六月三日政变后）“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该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女儿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他把议会叫做：“异国的花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说，“‘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俄国没有培养个人，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罗氏说，恰恰个人权力是被国家破坏的——“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经典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感情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他‘斯托雷平的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然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索氏继续写到，“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流到议会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的宽恕。这是15次议会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