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卢梭主义（普遍意志），专制主义（之一部分），并不是村社主义的自然走向，而是她走向极度扭曲背叛和辱没之歧途。这一点，无论在马、恩还，是在赫氏那里，完全被看走了眼！5，索氏此书说，在“领带”（隐含绞索之意——斯托雷平绞索）统治的十几年来，俄罗斯暴力主义逐渐被控制，被消解，世道和平，人民居安。只是战争打破了沉寂和秩序。虽然，斯氏的改革并未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并非改变，是在说明了反对斯氏之力量的逐渐形成。他们还是利用了斯氏看到过的政府无能，议会反制，百姓作乱并未受到根本的遏止和改善，而被恐怖主义加以煽动和利用。所以，在战争出现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而且是向恶劣的方向改变——也就是向着列宁这条蜥蜴狂喜于战事的爆发之方向改变。于是，俄罗斯课题，走向了世界化和世界大战的漩涡。站在漩涡中心的、业已不是稳住大局的斯托雷平，而是搅乱天地的列宁——也就是说，稳住过大局，拿捏过均衡和制止过吞并的俾斯麦，死了，所以，出现了希特勒——而战争给中共以机会，也是道出于兹。按照列宁的说法，1905年起义是没有世界因素的，现在，这个世界因素出现了。《红轮》在第一卷里充分描写了列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心理和外贸。其间，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令人激赏。在细节大师的笔下，历史融入文学，体现了高于政治的人文关怀；其文本大开大合，确不是痘饤琐考之辈可拟可比（亦见下引）。
是的，索氏提及的、关于蜥蜴的意志策略和阴谋论，并未像当时坊间（甚至像中国文人记者，如，胡政之的同步报道）披露的那样翔实；如，列宁领取德皇威廉千金以往，前来施行他的颠覆革命、颠覆俄罗斯克伦斯基政府；而后再出卖俄国于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中——这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爱国贼相反相成，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西洋景。暴力主张，从涅恰耶夫泥潭主义开始，而后发展到列宁的四两拨千斤！全部关键课题尽含其中。这里也可以聊分几点。1村社主义之争，在恩格斯批判赫尔岑主义的时候，依然强调资本在全世界的崩溃之前提，而在他们首鼠两端的策略运用中，一旦出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就形成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说，毛的第三世界论，等等（加上波而布特和格瓦拉们的实践）。所以，俄罗斯人争执村社主义的内涵业已改变，扩大和扭曲。2，战争是内政之持续，抑或，战争是外交的持续之说法，现在，改观成为内政可以是战争的持续，外交可以是战争之持续这些说法的悖拗，颠倒和扭曲。列宁和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观点，现在演变成为世界红轮及其碾压的轨迹。正像美国人一度支持列宁一样，美国人也企图支持中共，于1940年代末叶——于是，在另外一个文本里，同样的索尔仁尼琴对此大加抨击和批判——一要强调俄罗斯价值，再要强调革命资本共同性之特征——而在红轮里，他只是抨击了受西方支持者列宁，没有更多笔墨言及支持者。3，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走向。1905年的日本和1917年的德国，成为俄罗斯两次起义的外部条件。双头鹰面在西方的雄视下转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含斯大林模式）。
4，面对“第三罗马”之莫斯科抑或彼得堡，仇视西方的精神层面，现在，转变成为现实层面。列宁可以帮助威廉推翻克伦斯基，也可以直接推翻德国政府——如果不是魏玛政治家阿伯特制衡了德国左右两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会义无反顾地施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东西，后来被斯大林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是西德）。于是，如何对待西方价值论和如何对待普世价值论，这里，出现了分歧和论战。这个论战，现在（眼下）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中、俄两国不伦不类的“另类结盟”为契机，重新出现在世界，以反对美欧价值乃及其政治体系，等等。5，这样我们须从西方的革命和体制双向轨迹来验证反对西方的俄国革命派，是不是会最后一笑且笑到最后——是的，他们没有笑到最后。西方革命之出发点，一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她不是建立在卢梭普遍意志的革命基础上，恰恰相反，即便是残暴的法国革命，也是事出多头，轮流坐庄，逐个杀戮；这个意思就是，即便是丹东抑或罗伯斯庇尔，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主张，从来没有形成统合全法国为一党一派之全能－极权主义革命和独裁（即便是在罗伯斯庇尔法制时期）。他们轮流上台，再被轮流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情本身就和苏联与中共革命迥异。那是一个斯大林，一个毛，一个波尔布特杀死全民的革命。无论共和也好，皇帝（从波拿巴到拿破仑）也罢，都实行不了后来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元化杀戮——自上而下的杀戮（含思想者死——拿破仑也没有杀死斯达尔夫人——只是杀死了安关公爵；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政客）；一个人的意志杀死全民和全民人人反对人人，是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这也是皇权，共和之西方特色和东方杀戮主义之不同。反共和的人民国“共和”，不是共和，是独裁，这是判断的基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共和之政治经济的解读迥异。法国革命的多架马车之死本身，仍然意味着他们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虽然这是杀戮时期的自由，也是自由之反——这个赋格；换言之，即便是断头台时期，法国也不缺少自由。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一种历史；他是西方学的重要东方参考，反之亦然。
这是（自由）革命和（极权）革命之间的极大不同。6，在历史上左派崛起的原理，完全在于右派体制上的缺陷。这个历史远起希腊民主——如，民主的多数杀死苏格拉底——近至1957年匈牙利事件等；美、苏为了维持苏联方面的“有限主权论”，放弃了对于纳吉的支持；加上美国对于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绥靖主义政策，导致后冷战时期价值论和政治论陷入朦胧状态；中国官方将此局面称之为“非政治化”政治——其实，中共在一切领域施行的是泛政治化，而要求美国施行非政治化。此举极其荒唐。7，左派崛起，正是因为右派在很多领域中不能解释和维护现实正义。索氏提到的赫尔岑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潮和体制之历史，现在看来，业已脉络清楚，不难厘清。主要的线索可以大致三分。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索氏和很多作家业已直接将革命和恐怖主义等同）。这里主要涉及英国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德比内阁（含主要政治家迪斯累里），被迫认可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再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争取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带来的体制分梳说（中国人滑稽地提出过，要施行欧美民主和苏联经济模式，于四十年代）。8，最后，就是革命两分法；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时期的此消彼长和兴衰沉浮带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评介——也就是，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等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含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所产生之区别、之意义——也就是，革命两面性的判别：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其纳入民主普世价值系列——一个是列宁式革命，它导致人类灭绝和文化灭绝。9，所以，索氏面对的“红轮”时期，也就是，赫尔岑的伟大著作涉及的“往事与随想”，揭示了他们和我们夹杂在专制主义误读和极权主义选择时期的两难处境。这些处境，是在暴力和改革的互相选择中胜败两处的。红轮作者倾向的改革路线和赫尔岑提出的左派批判，地下室革命和反皇权斗争，对于后来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示范，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中、俄命运之共同体；值得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