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动路线是走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必须保持平衡，既不能掉在这一面，也不能掉到那一方。只有处于两个革命之间，两方敌对群众之间，在两种平凡和庸碌之间，才是最可靠的行动路线。
“这年夏天，斯托雷平秘密会见了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了他用改革消弭革命的尝试——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云，知识分子，改革官员和沙皇，都不是命运袒护一方的得力者，而是乏力者——其中，上帝并不眷顾的整个东正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诡秘的关系解释是，因为俄罗斯要摆脱罗马中心论，也就顺势摆脱的西方政治见解及其实践，造成全部阴错阳差之险恶；即便出现最伟大道德家托尔斯泰，也无济于事；俄罗斯的要害之处是，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生论式的、俄罗斯宗教本体文化；可他们非要获得第四罗马之创造，之地位不可；反之，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弥赛亚和托，陀两氏，没有获得俄罗斯大众和信众的如此看好和拥戴，他们像日本和土耳其人那样，直接接受西方宗教和政治价值论，也许，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必然消失，但是他们的行动轨迹，也会变得十分简单。镇压和改革齐头并进，使得列宁们无处遁身和施展，也就会跨过斯托雷平所谓的黑暗时期，转而看见列宁的黑暗和消失。可惜，事情不是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他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废止村社等等措施，一直受到群众和杜马两头夹攻。他和维特的自由主义，很快就被更加负有煽动性的革命暴动所取代。人们自杀式戴上本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众戴上的“领带”——绞索——是革命自己戴上的。他们不止是戴上沙皇的镇压绞索，更为以后戴上列宁比较沙皇严酷一百零一倍的新绞索，不遗余力，全力争取；真正将天堂变成地狱。历史对于东正教和（儒教——会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马科斯.维伯说）儒教，就是这样规定他们要戴上列宁和毛之新绞索的。这很是世界历史上匪夷所思的案例和范式；一个范式老化，陈旧和反动的典型。当人们、尤其是索尔氏对于斯托雷平加以赞扬，说他是更加优秀的俾斯麦主义者的时候（见《红轮》），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因为时代和条件完全不同；斯托雷平不是俾斯麦，也未能成就俾斯麦带给德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之成功（俾斯麦失败于他身后的希特勒）。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页，对于俄罗斯，其中牵涉了很多诡异和恶劣的因素。简而言之，俾斯麦战胜马克思，不费吹灰之力，而斯托雷平只能屈就他身后的列宁。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俾斯麦的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镇压，来源他的国际均衡政治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合法性，加之他对于反对党的相对存在（不是由他消灭和杀绝反对党）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得可以他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而拿破仑，占据了宗教和自由的话语权，这使得复辟时代的人们，可以避开厄尔巴岛的独裁者气味而转换到自由主义思潮。但是，在俄国，事情完全相反。他们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是在“巡神”派空中阁楼里清谈上帝之国，另外一面，涅恰耶夫派开始了无法无天的革命策略和战略；这个无法无天，最终转变成为列宁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德国和俄国，只是因为时代和年代不对，就犯了殖民主义错误；而老殖民主义就万般正确；不是，天意是，这个后来的殖民主义，在已瓜分份额中抢不到地盘，也抢不到合法性——这个不合法性，就是因为旅顺的败阵和克里米亚的丢失——于是，列宁看到了战争和战争失败，给他带来的狂喜；他启动了利用战争的全盘“蜥蜴”计划（蜥蜴，是索尔仁尼琴赐予列宁的一个绰号——见《红轮》）。其实，这个话题，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过时。不过，殖民主义不再是战争的继续，而是利益和资本的继续，此不赘言。尼古拉二世的忧郁，带来其国内外政治操作的摇摆不定；这两面主义，也在国际关系上呈现出来。他的表哥德皇威廉，最后和他反目，开战，支持列宁（金钱援助）。但是，他的所谓的人性化两面处理，也是他不得伟大皇帝性格之原因；他不是彼得，不是叶卡捷琳娜，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他是一个“红死”时期后（彼得大帝镇压基督徒，造成血海，称之为“红死”——见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和反基督》——“），“红轮”时期前，命运锁定的末世皇帝。这是一个神话，是众神之死之终曲——也是我们的大师所言“文化神州丧一身”之俄罗斯版。今天，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宿命依然存在；虽然，这个宿命对于日本这个胜利国，其实也是一个（更远的）宿命——他们的宿命就是，最终被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尊严和野心。这个课题直到现在，还在日本正常立国之过程中，步履艰难，举步不前（不能前！？）
那么，中国呢？！
中国人真的以为俄罗斯人没有找到的俄罗斯弥赛亚，中国人，可以在“新”孔子化里找到吗？（——别尔嘉耶夫说，“现代国家应当被揭示为多神教的《旧约》国家，而不是基督教《新约》国家。现代国家，俄罗斯国家或别的国家，为什么不敢称之为基督国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的国家，完全有理由称之为非基督徒国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只有依据教会的联合体和承认某种大主教真理，才能得到解决。”他说，“教会将成为一个王国，地上和天上的上帝王国，这时宇宙灵魂最终地与逻各斯连合起来，……一切国家的消灭和废除，即上帝造物的最终启示。”
“结论是——
“人类为最终走上神人的道路，显然应该彻底经历抽象人道主义的诱惑，试图站在历史过程的顶峰，在大地上独立自主地安排好，恢复元气，从而否定自己存在的一切根源。随着imperium romanun，虚假神权政治、教政合一和政教合一的诱惑而来的是人道主义。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从前人们把人——教皇和人——帝王崇拜如神，并以此改变了上帝，后来又崇拜所有的人、人类、民意，为相同的人类政权（该解读为“不同”——自立注）——人民政权而改变上帝，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面包问题和政权问题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把非宗教意识引向末世论的预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新历史的极限阶段、人类的最后诱惑（资本主义，更是最后的诱惑——自立注），它们因外表与负有彻底解决面包和政权使命（没有解决——自立注）和新神权政治种种形式的相似而感到非常可怕。……现代人越加尖锐地感到，无神论人道主义是无人性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
中共国六十年亦为“红轮”之历史，（赫尔岑）“斧头”之历史，可以顺利交接为世界文明和经贸文化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一个第N罗马之中国宗教本体论和新轴心，出现了吗？
中国人摒弃所谓俄罗斯斯托雷平和维特自由主义，他们找到了所谓的新左和老毛式主义乃至实践，真的会改观世界一向以来对于右翼价值的维护，并由中国人加以改换成为新左翼加极右翼合一之模式及其有效性吗？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阅读《红轮》的基本层面上有所提问和分析；因为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出现了俄罗斯模式，而导致整个世界走上二十世纪大杀戮的历史——难道世界上的人们，还要来一个中国模式，对抗西方模式，最终产生二十一世纪之屠戮吗？
古语云，“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难道不该这样考虑吗？
（注：此文部分内容原载于若干网站、杂志；现改动题目，全文刊载于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