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前，2010年八月17日，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凯慕德（Frank Kermode, 1919 - 2010）在剑桥去世，享年九十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未免有些怅然。虽然凯慕德从未讨论过西方以外的文学，也没有到过中国，但我认为他对当前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反思，对我们应该有很多启发。对于西方理论，我们应该有了解的兴趣，但不顾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盲目跟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使用自己尚未了然的一套晦涩的概念术语，鹦鹉学舌式地谈论文学、文化、社会和历史，却是中国学界必须避免的错误。不盲从潮流，能独立思考，这是我们从凯慕德一生事业中，可以得到的重要启示。
凯慕德和弗莱（Northrop Frye, 1912 - 1991）无疑是二十世纪西方两位最有学问、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凯慕德著述等身，极为丰富。早在1957年发表的《浪漫意象》（Romantic Image）一书，就已经为作者获得很大声望。在那之后历年来发表的著作中，更有许多成为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其中最重要者应是《终结的意识：小说理论研究》（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凯慕德不仅学识丰富，有专著评论莎士比亚、十七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直至当代欧美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而且具有理论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往往引领学界潮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任教伦敦大学学院时，就率先引进法国的批评理论，尤其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的著作，在英国一贯趋于保守的学界，当时曾引起不小争论，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文学研究。后来凯慕德到剑桥大学任英王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教授（King Edward VII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受邀到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等许多大学做重要讲座，并在1991年被授予爵位。除在大学任教之外，凯慕德也常在报刊撰文，如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他就发表过两百多篇文章。《伦敦书评》在1979年创刊，就得力于凯慕德的极力倡言，所以他与这份刊物有密切的关系。
凯慕德不仅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也获得许多荣誉，更重要是他始终保持对文学的爱和敏感，敢于提出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指出新的探索方向。针对英国五、六十年代沉闷保守的文学批评，他不仅最先引进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而且也对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终结的意识》对于小说研究就十分重要，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一书中曾有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此外，凯慕德还有《隐秘的产生：论叙事的解释》（The Genesis of Secrec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一书，以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为主要材料，探讨叙述和解释问题，在文学阐释学领域，也是一部重要著作。然而凯慕德曾努力倡导的文学理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发展，却越来越脱离文学本身而以身份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取代了文学批评，这就完全违背了他当年提倡文学理论的初衷。所谓身份认同政治，就是以某一小团体的利益为诉求（如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群体等），以自己的团体为历来受压制、被边缘化为由，争取道德上的制高点和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这种政治必然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共识的断裂，实际上往往在宏大的叙述下面，掩饰着个人的实际利益。无庸讳言，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这种倾向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颇有声势。对于这种政治化和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倾向，凯慕德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他在2000年出版了《莎士比亚的语言》一书，重新回到莎士比亚的语言和文本，并在此书序言一开头就明确地说：
我特别反感现代某些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其中最坏的一种认为，莎士比亚的名声是骗人的，是十八世纪一个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阴谋的结果。与此相关而且同样自以为是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要理解莎士比亚，就必须首先把他的剧作视为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密切相关，而这种关联又只是现在才看得出来的。仔细看来，这类贬一贬莎士比亚的做法如果说还有一点意思，也只不过证明了批评家不断需要找一点不同的话来说，而说的也是他恰好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莎士比亚的文字，因为如我所说，他很少会援引莎士比亚的文字。这类标新立异的批评语气都相当自信。这些批评家们需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得超出许多前人，而一般说来，这些前辈的资历又是他们不好去挑剔的。他们不能不把约翰生、济兹和柯勒律治（姑且只举三位）都说成是受了帝国主义洗脑的牺牲品。当然，既然你能把莎士比亚贬得一钱不值，要贬损这几位以及类似的权威，那就更不在话下；尊重他们就只是盲目接受资产阶级评价的又一个例证而已。不过到头来，你除非废除了文学这个观念本身，否则还是不可能除掉莎士比亚。
凯慕德接着说，尽管莎士比亚、莫扎特、塞尚等诗人和艺术家的确都是“死了的白人男性，”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他坚信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能取代艺术的探讨，“因为我相信莎士比亚的价值，而且在不忽略历史问题的同时，我认为他的戏剧并不只是和这类问题相关，所以我不会去特别注意在当前莎士比亚批评中，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凯慕德在此已经相当明确地表现出他对西方文学研究当前状况的不满，对文学本身的关爱使他无法接受贬低莎士比亚和其他杰出作家和诗人的做法。
凯慕德200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2004年题为《快感与变化》出版，书中除了他的演讲之外，还有三位评论人的评论，也有凯慕德对评论人的回应，所以最能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不同观点的交锋。凯慕德为他的演讲选择的主题是经典（canon），这本身就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兴起之后，认为西方过去的经典大多是死去的白种男人的作品，体现了统治阶级和父权制传统的思想意识，现在应该推翻抛弃，于是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成为一种代表激进思想的倾向。凯慕德在他的演讲中一开始就指出，哪些作品应该成为经典，哪些作品还不够资格，过去也曾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辩，“但很少或从来就没有人提议过，说全部经典，不管其中包括哪些作品，应该通通去经典化。”现在则完全不同，因为去经典化提出的问题是“经典是否是一个邪恶的神话，造出这神话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合理，所以那是一个政治宣传武器，其真面目现在才终于被拆穿了，或用流行的术语来说，被‘去神话化’了。” 由于这样的理论占居主导，很多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人都“不再怎么谈文学，有时候甚至不承认有文学这个东西，而发明一些新的东西来谈论，例如性别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停止讨论文学也似乎很自然，除非在好像有利于否认文学存在的时候，才谈论文学问题”（16）。凯慕德针对这种去经典化倾向，以经典为题来讨论审美快感，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他首先肯定，文学经典必须给人快感，但这种快感不是简单的快乐或满足，而是与痛苦并存的。柏拉图早就说过，快感就是摆脱痛苦或对摆脱痛苦的期待。弗洛伊德的看法也和柏拉图在根本上一致，即快乐就是消除痛苦。凯慕德由此认为好诗都有痛苦或哀怨的成分：“我们不断在最好的诗里，发现欢乐与沮丧一种奇特的混合”（28）。换言之，凯慕德谈论的快感是带有哲理和悲剧意味的快感，是使人去深入思考和体验的快感。
凯慕德讨论的另一个题目是经典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示在不同时代，经典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说：“经典的变化显然反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文化之变。它可以见证历史上我们的自我理解如何形成，又如何改变”（36）。可见所谓经典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伟大杰作，尤其文学的经典，在不同时代也许有些作品更受重视，而另一些作品则逐渐失去昔日的光辉，或者从此退出经典的行列，或者在另一个时代重显价值，被那时代的读者重新发现而成为经典。然而凯慕德强调的是，经典固然并非一成不变，但经典之为经典，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而不是靠任何纯粹外在的力量来决定的。认为可以人为地制造经典或“去经典化”，都是武断而必然会失败的企图。在西方的文化批评抛开文学，许多批评家避而不谈传统和经典的时候，凯慕德选择经典来做他演讲的主题，就和他针对政治化批评来重新讨论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都是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质疑和反思。
对于凯慕德谈论经典，并谈论文学的审美价值，三位评论人有很不相同的反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大学约翰．基洛利（John Guillory）教授的评论和凯慕德的回答。基洛利著有《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问题》（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一书，在有关经典的争论中很有影响。这次凯慕德演讲以经典为主题，请他做评论人当然非常合适，不过两人对于经典、审美快感以及相关的问题，看法都大不相同，这也就为读者了解其间差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基洛利首先承认，今日的文学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抱有一种颇为矛盾的情感（ambivalence），“这一矛盾情感典型地表现为两种形态：第一，不愿意把文学作品视为文学批评必然或不可或缺的对象，第二，甚至更反感在谈论文学时，把文学作品的快感当成文学存在的主要理由，也相应地把传达那种快感给文学批评的读者视为至少是批评的一个目的”（65）。基洛利认为批评从来就是政治的，现在的“文化批评家”要谈的不是快感，而是“进步的政治”，对他们说来，“面对一个文化作品就是提供一次机会来肯定或者挑战那作品里所表现的信仰体系”（67）。基洛利明确表示与凯慕德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以“进步的政治”取代审美快感，以大众文化取代诗歌小说等“高等艺术”形式。他说：“针对把艺术缩小到诗歌，这本身就是让艺术负荷过重的一个症兆，我们可以强调创造性，即普遍意义上人们的制作，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把审美快感限制于被认可的艺术品乃是一个有严重后果的哲学错误，尽管许多伟大的艺术品都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70）。按照这一观点，文学传统基本上可以从文学批评中排出。当然，基洛利使用的术语已经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学批评。
基洛利的话说得十分明确，而他的意见大概正好代表了在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中，凯慕德颇不以为然的那一类倾向。这也就为凯慕德更明确强调他认为文学和审美快感之重要，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在他的回应中，凯慕德一开始就肯定文学批评有其特殊性质，做一个批评家也就有特别要求。“对怎样做批评家这个问题，我目前的回答是我很早以前就从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那里借来的：你喜欢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但是得跟着你的鼻子走。”他接下去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义上的鼻子—这里是用酿酒学的一个比喻—而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鼻子的话，你就该去找另一种工作”（85）。在凯慕德看来，文学批评首先需要对文学的爱，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敏感，就像酿酒或品酒专家的鼻子对葡萄酒的性质有特别的敏感一样。他接着更明确说：
假如文学在你恰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你没有一个靠得住的鼻子，那么你对这个题目无论说什么话，就都没有评论这个题目应有的价值。有些文学作品也许恰好使你有一些想法，使你可以对别的题目说很多话，但其价值都和别的题目相关，而无关于你既不怎么知道、也不怎么关心的题目。姑且把这个题目称为“诗歌”，问一问你自己头脑里是否有这东西—是否真是你头脑的一部份。如果没有，那就去做点别的什么（85-86）。
这些话似乎很尖刻，但凯慕德一再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学科领域，文学批评有其特性，对批评家也就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要求有一些基本资历和条件，那么为什么不爱文学，不愿意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人，竟然以文学批评为职业呢？其实这正是当前西方文学批评一种并不少见的情形，而曾经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凯慕德，现在又对理论过度发展带来的问题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凯慕德一生以文学研究为业，固然对现在脱离文学的文学理论极为不满，但并不只是像凯慕德这样老一辈的学者才批评理论的过度发展、抽象晦涩、脱离文学、脱离实际。曾在1982年以《文学理论》一书风靡英美校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瑞．伊格尔顿，在2003年又发表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对许多脱离实际而反映中产阶级堕落价值观的所谓文化研究，尤其对性和同性恋表现出特别兴趣的所谓性别研究，作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伊格尔顿说：“在某些文化圈子里，手淫的政治远比中东的政治更有吸引力。社会主义已经让位给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主义。在研究文化的学生们当中，身体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但通常是情欲的身体，而不是饿得瘦骨嶙峋的身体。他们感兴趣的是在性交的身体，而不是在劳作的身体。说话轻言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们聚在图书馆里用功，研究的是如吸血鬼和挖眼拔舌、机械人（cyborgs）和色情电影之类极具刺激性的题目。” 伊格尔顿对斯皮瓦克这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更有极为尖锐的批评。他嘲讽这些批评家们故弄玄虚，以晦涩冒充深刻。他说：“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本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手册秘籍，其中第一条规矩就是‘从拒绝后殖民主义这整个概念开始，’”因为几乎每个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都不认为别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有任何价值。第二条规矩则是“只要不会太难堪，说话应尽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 伊格尔顿引了斯皮瓦克一句让人看不懂的话，然后说：“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谈尊重他者，然而对其最直接的他者，即读者，却无需以这样的敏感待之。我们也许会天真地以为，激进的大学教授们有一种政治责任，要确保他们的思想赢得高年级大学生之外的听众。可是在美国的学院里，这样通俗易懂的苯想法是不大可能为你赢得漂亮的教席和有声望的奖品的，所以像斯皮瓦克这样的左派们尽管一惯摆出瞧不起学院的派头，可是连篇累牍写出东西来，却远比满心鄙弃公众的精英作家们，更让公众看不懂。” 伊格尔顿指出，故弄玄虚不仅是这些人的特点，而且是他们的成功秘诀，但如果以为这种表面激进的学院左派有什么真实的政治意义，那可就是极大的误解。
了解西方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西方文化也许更深刻的危机。凯慕德深知这一危机，所以也直言不讳，指出当前文学批评的问题。他尤其不能同意抹杀艺术与平庸的区别，对基洛利完全抹杀文学艺术给人特别的快感，他回答说：“我不能相信基洛利教授没有经验过严肃的小说和垃圾之间的区别。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实，无论探讨其中的哲理有多么困难”（88）。对于那种认为“从性、食品和谈话中也可以得到同样多的快感，”凯慕德坦言他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我并不反对谈话、性或者食品。但是我想我知道它们和一首好诗之间的区别。我这样说并非仅仅出于相信自己是对的（那是和自己的脉搏一同感觉到的自信），而是因为我实在感到遗憾，一些完全有资格同意这一看法的人却宁愿—而且看来是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说法，说他们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和读但丁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相比的经验”（88）。谁知道呢，也许美国有些左派的文化批评家们很可能反驳说，但丁的作品早已没有人看了，电视连续剧却有无数的观众，这才是生活中的事实。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制造的垃圾在数量上要远远超出严肃的小说，可是凯慕德仍然希望而且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除了垃圾之外，也还有更高的需求和更高的文化价值。他已经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那个信念还应该是我们当中喜爱文学、追求文化价值的人所要坚守的。我们也许可以自省，在盲目追随西方当代理论时，我们的研究是否也有像凯慕德和伊格尔顿批评那一类情形呢？我们是否也把晦涩冒充深刻，为附和西方理论的思路和话语而扭曲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实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关键就在我们要有面对真实的决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
2010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