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访谈录
受访者：柴春芽
访问人：唐玲，严彬
访问时间：2014年7月30日
【关于身份】
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Q：你生于甘肃陇西，可否谈谈故乡，以及这片土地对你人生与创作的影响。你说过，你是一个喜欢到处行走的人。
A：甘 肃陇西这个以贫穷著称于世的地方，最先赐予我的礼物就是反抗与叛逃的精神，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故乡的田园温情以及民粹主义很早就被我发现是一种谎言和欺骗。 假如说我小学时代的优秀来自天赋的话，我高中时代的优秀则全然出自对贫穷和平庸的反抗，因为我开始学习着反省自己的人生，并因超越民族和国界的阅读而尝试 着比较不同生活方式所折射的品质，并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 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贫穷、知识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为我少年时代的家庭制造了愚昧、仇恨与暴力。如果延及我早年生活的更广范 围，我曾身处的那个以汉文明为精神背景的村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同样充斥着愚昧、仇恨与暴力。村民的械斗、父子的紧张对峙和邻居婆媳之间的谩骂以 及对异端思想的排斥，组成了喧嚣的田园曲。我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厌弃那个如今被我称为基督不到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反抗与叛逃也是一种致我勤奋学习的动 力。如今想来，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叛徒比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孝子，更能使人生丰盈。直到我的履历因迁徙和旅行而超越了村庄与国际，我才返身回归，重新审视那片 养育了我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土地，以便发现那些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譬如佛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格鲁巴，譬如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教派——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苏菲门宦。
长期的漫游、旅行和阅读，早已使我放弃了地理概念的故乡。如今，我更愿意在文化或文明的意义上界定自己的故乡。 这个精神的故乡可能辐射到印度、中东和地中海。所以，自《寂静玛尼歌》中的戈麦高地之后，我的写作中就不再出现一个具体的地理上的故乡。即使是我导演的电 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以及随后出版的同名电影小说，也不是特指地理学意义上那个名叫甘肃或陇西的地方，而是指向中国急遽消亡的农耕文明和当下国人灵 魂无根的生存境遇。
Q：30岁之前，你是南周、南都的摄影记者，很多人也是通过此了解你，记者生涯给你带来了什么？
A：从 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在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虽然我的专业——思想政治——是一种最能教会你撒谎的专业。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系统性的谎言、集体无意识 的谎言和日常碎片式的谎言彻底覆盖了的生活场域里，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其实非常艰难。好在是我适逢其时，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在一种奇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下萌芽并茁壮了。我在一所背靠黄河的中学试讲了一节思想政治课之后，决心放弃中学思想政治课老师这个职业，放弃公职，去媒体打工。
在兰州和 西安做了两年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之后，我去了广州。我渴望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院，因为那个被誉为“中国新闻之黄埔军校”的大院里荟萃了中国最优秀 的新闻人。我愿意与最优秀的人共事，这会激励我不断前进。在此之前，我在广州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时因为推荐一本禁书而被撤职，从而被迫以摄影记者谋生， 其实新闻摄影我是现学的，相机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第一次接受编辑任务去拍照，连胶卷都没有装好，结果暗房师傅洗出来的底片漆黑一团。在《南方都市报》 和《南方周末》这两个鲜有“单位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新闻媒体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职业精神，并使我担负起用新闻推动民主、法治与人权之进步的使命。这不就 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的志业吗？但是，我们终究是戴着镣铐在火焰上舞蹈。镣铐愈紧，而火焰炽烈。终于，或许是新闻理想的幻灭，或许是新闻本 身缺乏对智性的追求，我才在30岁那年决意离开新闻，像海明威或是马尔克斯离开新闻职业那样，以文学写作展开我余下的生命历程。
长期职业记 者的历练，养成了我对社会的洞察力，而职业摄影记者的训练，则让我的文字一经铺陈，就会呈现出一种视觉性的美学。作家之外的职业或许更能滋养文学。虽然我 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我凭靠直觉相信，新闻记者的职业必定滋养过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文学，而家庭教师的职业也必定滋养过乔伊斯的文学，小偷和犯罪的职业 滋养过热内的文学，当然，毫无疑问，图书馆馆长的职业滋养过博尔赫斯的文学，语言学教授的职业滋养过翁贝托·艾科的文学……
Q：2005年，你30岁时辞职去藏区义务执教，算是你抛开以往的一个决裂，现在你怎么看自己当时的决定？
A：人 的智性周期和生理周期一样，都是有着较为普遍的年龄阶段的。一般而言，30岁是智性初次觉醒的一年，自此之后，智性逐渐成熟，乃至圆融。孔子讲“三十而 立”，乔达摩·悉达多王子30多岁悟道，遂成佛陀（觉悟者），始转佛法法论，而拿撒勒人耶稣30岁开始召唤门徒，传播福音。
对我而言，30 岁那年，我开始思考：人究竟为何而活？带着这个疑问，我与世俗生活发生了一次决裂。我抛弃了事业、财富和爱情，以一种近乎赤贫的状态，在一个没有电没有通 讯没有公路的高山牧场生活了一年。我坚信：过于喧嚣和纷扰的都市生活虽然有利于提升人的聪明，却会使智性蒙尘。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总是满怀感恩，因 为我印证了很多出自经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关生死、有关精神修炼的真理。我也确实感觉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自从那次与 现代文明发生决裂以后，我才发现，不是我的勤奋和天赋促使我持续不断的写作，而是那种超自然的力量赐予我写作的灵感和力量。汉娜·阿伦特在论述诗人布莱希 特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对于背弃了普世正义的诗人，譬如曾经歌颂过希特勒的布莱希特，或是为墨索里尼的反犹事件发表广播讲话以表支持的埃兹拉·庞德，他“所 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除了死亡，当然就是他天赋的丧失。而这种天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被视为由神灵所赐。”我敬畏神灵，并且担心祂会有朝一日褫夺 我的天赋。
【关于青春】
受限于写作者的知识、阅历和思想的肤浅，青春期写作更多是一种疑问式写作，而不是一种尝试给出解答的写作。
Q：很多作家都有青春期写作，《寂静玛尼歌》（《西藏流浪记》），你曾说这是对你青春的总结，如今有很多小说和电影都打“青春”牌，或遗憾或放肆，而你文本中多次出现“恐惧”， 你觉得“青春”和“恐惧”有何关联？
A：我 都忘了在《寂静玛尼歌》中是否出现过“恐惧”。我也不觉得“青春”与“恐惧”有何关系。我所谓的青春期写作，其实是指经验性写作。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冒 险，叛逆，对未知之事抱有探索的热情，但是，受限于写作者的知识、阅历和思想的肤浅，青春期写作更多是一种疑问式写作，而不是一种尝试给出解答的写作。太 多的中国作家人届暮年，其实仍然处于青春期写作。当然，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认为，真正严肃的写作是为世界提出一个疑问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在我看来，超越 青春期的写作，就是试图为写作者自己的疑问寻求答案，并在此过程中，为世界抛出一个崭新的疑问。
很抱歉，我好像没读过如今的中国青春文学，也没看过中国的青春电影，所以我不知道这些青春文学和青春电影的创作者是在表达“遗憾”还是“放肆”。
Q：有人说“如果中国青年，可以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那一定是我们创造力最奔放的时候”，你认同吗？ 你觉得怎样的青春才够本儿？
A：我 的判断是，如果中国青年可以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那极有可能会产生一大堆懒汉、酒鬼、吸毒者、偏执狂和法西斯暴徒。只有在最严格的规范中，在彼此的制约 与平衡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也才能诞生天才，而且是心怀慈悲的天才。“文革”年代的中国青年足够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事实证明，那个年代除了创造平庸 之恶，再就一无所有。
【关于智性写作和思维深度】
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感觉晦涩难以进入，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伟大作品的作者一样伟大，而是因为你太过平庸。
Q：为何在“智力和思维的深度”问题上如此用力？仅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提及不下20处。你是否认为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源于智力不高、思维太浅？
A：智 力与思维决定着个人和民族的思想能力。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写完《极权主义的起源》并思考了唯有无思才能制造平庸之恶以后，致力于对思维的研究，而思 维又关涉语言。我在汉娜·阿伦特和其师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开始追溯象形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在3 000年前分野时，沿袭了象形表意文字的民族与抛弃了象形表意文字转而创造了拼音文字的民族，其智力是否存在差异。而裹挟在语言文字中的民族智力，或曰文 化基因（美学家李泽厚曾在1980年代的著作中将其表述为文化-心理结构）是否会随着代际遗传而影响一个民族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思想历程。
而 佛学一再强调智悲双修。光有慈悲而无智慧，经常会造恶。佛拥有5种智慧1种慈悲。显然，智慧，或曰智力（智力这个词因为德国纳粹的屠犹事件而沾染了种族主 义的政治不正确，所以要谨慎使用），对于个人乃至人类都是最重要的。无智力，便难以看透某种行为将要导致的后果，于是，邪恶经常会以高尚和慈悲的名义轻易 做出，比如法国大革命，朱学勤先生称其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Q：同时，你在作品中经常提及的作家如艾略特、乔伊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福克纳等，也常会提到《尤利西斯》、《百年孤独》等相对晦涩的作品。这些作品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但却为何会如此吸引你？
A：有 些作家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们并不为大众写作。他们为那些受过美学和文学专业训练并且渴望精神生活的人写作，比如你上面提及而我经常阅读的那些大师。很多人 读书不是为了提升智力和审美力，而是为了娱乐，于是，就有类型小说——骑士小说、侦探小说、哥特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等——应运而生。
晦涩与否也是相对而言。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感觉晦涩难以进入，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伟大作品的作者一样伟大，而是因为你太过平庸。一流作家为探求真理而写作，三流作家为取悦读者而写作。
Q：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读者，以及你作品的读者？考虑过读者的“智力问题”吗？
A：在 大陆，经过将近一代人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污染，如今新一代的读者重又焕发了对精神生活、智力生活和灵性生活的热切向往。每年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移译出版，足 资证明。当然，我还有最重要的一部分读者在台湾。我在台湾出版的小说比在大陆出版的多。我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也比大陆多。大陆官方的文学杂志我是拒 绝投稿的，而那些民间文学杂志则命运多舛，譬如曾经发表我作品的《天南》。至于我的读者，我将其视为同道者。
我在写完处女作《寂静玛尼歌》 之后，由于出版无望，就开始只为自己写作。纯粹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迷恋和对真理的求索，我接连写了6本小说。幸得香港友人廖伟棠的推荐，我的作品 才在台湾陆续出版，然后，才有了大陆简体字版。当然，电影小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最先是由颇具勇气和才情的出版人范新先生筹划出版的，之后台湾行人 出版社又出繁体未删节版。目前得以出版的作品，能有读者喜欢，只能说我的读者和我一样热爱思考。我一直拒绝思想的懒汉成为我的读者。我才不屑于像娱乐明星 那样取悦脑残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