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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好而不贵多

发布: 2009-4-03 13:15 | 作者: 李建军



       中国儒家的士人学而不厌,皓首穷经,向来把知识看得和德行一样紧要,普遍把学问渊博当做君子的标志,将腹笥诗书当做真正的富有。《礼记·儒行》里说:“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孔子家语·儒行》则教导人们:“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此处的“多文”与文章写作,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主要是指知识的积累和学问的精进。由于儒家先哲的谆谆教诲所产生的效力,长久以来,“多文为富”已经凝定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基本理念。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多文”与“知识”和“修养”脱了钩,却将其所指暗自转换为“多写文章”。如此一来,著作等身就被当做一种令人钦佩的成就,卷帙浩繁则是令人赞叹的伟绩,而为了创造这样的成就和伟绩,一挥而就地快写,洋洋洒洒地多写,连篇累牍地多出,就成了普遍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气。
       
       到了现代,“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因为“唯美主义”和“纯文学”的稀释,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宏大”了,但“多文为富”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是韩愈引以为傲的事情,似乎也是现在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某些当代写手盘点自己的成绩,不是说自己今年又出了几部书,就是说自己又写了多少万字。而便于录入、复制、剪贴的电子计算机,则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写作工具,将他们的写作速度提高了好多倍。几十天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年内出几部作品,绝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创作总量在五百万字的作家比比皆是,总字数超过一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一大袋土豆比不上一小粒钻石,同样,一万部《肉蒲团》比不上半部《红楼梦》。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好作品,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充满令人陶醉的诗意,是否达到了较高的伦理境界,是否能对人们的内心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最终决定于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唐代的张若虚留存下来的诗作极少,但他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孤篇盖全唐”,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茹志鹃的作品并不算多,但一篇不足六千字的《百合花》,清英雅秀,别具韵致,是任何文学史写作者都不应该忽略的作品;阿城写小说的态度,更是自抑和克制,从数量上看,他可能是当代写得最少的优秀小说家,但是,从质量上看,他的《棋王》等作品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语言的精致,还是叙事的练达,比得上他的,还真是不多。
      
       这就说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是艰难的创造,而不是轻松的游戏。因为蕴蓄着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所以,它必然是沉重的;因为负担着为人类提供力量和信念的使命,所以,它应该是热情的;因为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所以,它应该是勇敢的。它向上探寻人类精神可能抵达的高度,向内探察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它要求作者必须切近地了解社会和人生,必须深入地开掘所要表现的生活的意义,必须全面地了解人性的复杂和美好,而不是根据一点浮泛散乱的印象,或者根据几句道听途说的传闻,随便写来,敷衍成篇,就像我们在某些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底层叙事”中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能够沉潜下去寂寞而耐心写作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有些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消极的需要,当作一种机械的技术性的劳动,从而将文学写作降低为陈陈相因的自我重复和率尔操觚的粗制滥造——主题、情节甚至细节的重复,在某些小说家的创作里,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有的作者写了很多作品,真可以用“汗牛充栋”这样的现成话来形容,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太大价值,除了制造出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和文学上的意义。
      
       虽然写作上的“数字拜物教”已经成为一种消极的习惯,但是,强调写作的精神向度,提倡撙节、克制的写作风格,似乎也构成了另一种良好的传统。《周易》里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将“辞”的多寡与性格的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也是最早反对“辞多”的意见。陆机则在《文赋》中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他的取舍标准也是很清楚的:华而不实的“尚奢”是要不得的,而恰到好处的“当”则是应该提倡的。清代的大学者顾炎武不仅强烈反对无节制的多写,而且将“多”当做导致“文”之衰败的主要原因。《日知录》这样梳理和总结“文不贵多”的经验:“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
      
       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则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他最后的结论是:“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造成“文衰”的原因,固非一种,但亭林先生说“文以少而盛”,也很有道理,——这句话里蕴含着文学写作的规律,暗示着文学价值生成的秘密。歌德无疑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秘密,所以,他坚决反对作家写得太多。1831年12月1日,他与艾克曼谈话时,就批评雨果写得太多:“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
      
       写作虽然难免受“求名”之心的影响,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必须养成一种积极的文学写作态度。顾炎武在谈到“著书之难”的时候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文学写作接近农业性的劳作,而文学的孕育和生成则与庄稼的生长有些相似。像农业劳动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和贪多求快的心理,都将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都是要不得的。
      
       文贵好而不贵多。多写固然显示着勤奋,但少写才意味着成熟。文章的精致与完美,与用心的“少写”之间,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所以,对包括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内的所有写作者来讲,最好的态度也许就是:不当以多写为光荣,而应以写好为鹄的;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宁可惜墨如金地少写,也不泼墨如水地多写。
      
       总之,很多时候,多文不是渊深和力量的标志,而是浅薄和无能的象征,——以写作为职志者,岂可不临文以敬,慎之又慎耶?
      
       2009年2月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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