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从事文秘及经济工作，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重要理论家，中国七十年代出生批评家代表性人物之一。兼任多家诗歌杂志理论编委、多家诗歌论坛核心成员。诗文论著40万字先后在《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歌与人》等刊物发表，并被收入数十种文集和选本。主编诗歌集刊《元写作》，已出版第一卷《贾岛治下：七个诗人与一个批评家》（中国文史，2007），个人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即将出版。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川成都，笔者与诗人凸凹一道，拜访了柏桦先生。柏桦，一九五六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曾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专业研究生并于一年后自动退学，先后执教于西南农业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表达》、《望气的人》、《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往事》、《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编著有《毛泽东诗词全译全析》、《另类说唐诗》等，是中国第三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曾经这样谈到柏桦，“他的写作是文学化的，其基本美学特征是倾斜、激动人心、白热化、有着眼点和有倾向性、充斥着个人神话、充满着对美的冒险之渴望、对权力的模棱两可的刺探和影射”，认为柏桦的诗歌“使我们对美的感受和对词的理解发生了倾斜”（《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批评家陈超指认柏桦为“阴凄幻美抒情天才”，并做出了与欧阳江河相比似乎更为准确的判断，“柏桦的诗成色十足而稳定。有如老式衰落王公及文士意识，加上波德莱尔式的‘游荡孤魂’的，早期象征主义的殉情者。他也抗议、煽动，但更显得与时代‘我独若遗’。他仿佛在用长长的摘果竿择取精纯而高高在上的‘往事’之果，不知疲倦，心荡神摇。他寻找的是旧时代那个怪癖缠身的‘内在的自我’”（《精神肖像或潜对话》）；另一位论者，刘翔，甚至在他的专著《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关于柏桦的一章中劈头就指出，“柏桦是公认的当代最出色的抒情诗人之一”。下面，是笔者在柏桦居所附近某茶楼与他的半日对话。
H：柏桦老师你好。今天的谈话我想从“第三代诗人”开始。“第三代”已经成为一个通用性和认可度都很高的术语，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愿意把你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来讨论。一般的印象，第三代诗人似乎都是以突然的爆发、极端的叛逆而引人注目，比如周伦佑、李亚伟、廖亦武，都是诗歌狂躁症患者，他们的写作，都是“辣椒味”的写作；而你却不然，更多地，你是以一种温婉、迷醉、散淡的形象圈住了你的读者。
B：一般人都这样认为。其实我也曾写过一批左倾的、激烈的诗歌，比如《琼斯敦》。
H：我注意过这首诗。在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主持的“在北大课堂读诗”活动中，钱文亮博士主讲了这件作品，他说，“在这里，‘激情的加速度’借助了‘即兴’的表达方式，通过美国‘人民圣殿教’悲剧这一极端事件而转变为一种‘灼人的形象’”。但是很多论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你的这一层面，比如李振声教授关于第三代诗的重要著作《季节轮换》，以及燎原先生精彩纷呈的《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
B：敬文东 、刘翔有关于这一层面的论述。我的写作，一九八四年以前是学徒期，风格是西洋化的；八四年以后，两种风格交叉并存；后来就比较单纯地追求一种“中国身份”。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还是因为西洋化的写作带给了我一种无法排遣的“身份焦虑”。
H：八十年代的那批诗人中，产生这样的自觉，你可能是最早的。
B：我还不算最早吧。还有张枣，他对我的提示十分重要，——重庆就只有我和张枣；上海陈东东，以其诗歌文本影响了我；四川整体主义，也参与了同一氛围的营造。当然还有外国诗人的启示，比如雷克斯洛思、勃莱，还有史奈德。雷克斯洛思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红公”，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态度引起了一些中国诗人的反思。
H：这几个美国诗人，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赵毅衡的《诗神远游》，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史奈德与中国文化》，又特别是后两部著作，对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写作多有研论；叶维廉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美国诗人何以如此青睐中国古典诗歌，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B：王红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是很有意思的，几乎可以说他是杜甫在西方的唯一传人。
H：如果让你自己二选一，你是喜欢早期的，还是后期的风格？
B：喜欢后期风格多一些吧。诗人还得回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我很在意自己中国身份的再次获得，我也很在意这个路向上的写作。比如莽汉主义，很多人都说是美国“垮掉派”影响的结果；事实上，莽汉主义主要成员开始写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读过金斯伯格，莽汉主义强调生活、行走与诗歌相统一，正是中国“游侠”风尚的重现。
H：古代所谓“游侠”，究其实，多数正是诗人。
B：当然，莽汉主义的出现，甚至还是毛时代话语风格的延续。
H：据我所知，你曾经写过一本研究、阐释毛诗词的著作。这几乎是新时期以来先锋诗人身上出现的一个意外。
B：并非意外，我们那代人都是读毛选、毛诗长大的。那本书只写了二十来天，一挥而就，也没觉得什么困难。
H：你认为那本书是你的成就之一吗？
B：官方机构是认可的。毛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也太复杂了，不能展开谈，需要有状态才能谈。
H：你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先在《西藏文学》连载，后来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可是在这本书中，你谈论的几乎全都是毛逝世以后才开始写作的诗人。
B：但是这一批诗人都成长于毛时代。况且我认为，毛时代的结束，与毛的逝世没有关系，倒是“八九事件”和“南巡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新时期以来的一些诗歌，比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骆耕野的《不满》，都写于毛逝世以后，但事实上都是毛时代话语方式的表现。大气场如此，不可能逃离。
H：是的。北岛们读的“黄皮书”，比如《人?岁月?生活》、《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也都是那个时代提供的。
B：对，都是“时代系统”的一部份。
H：国内能否出版《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
B：当然能，只是我不愿意，因为我想进一步修改完善，但是又没有时间。
H：那是一本诗人之书，你没有必要把他改成学人之书。在修改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的变化，从话语方式到思想锋芒，恐怕难以全部“保鲜”和“存真”。
B：是啊，我的观念变化很大。我过去是个左派，现在是个右派。我觉得右派更先锋。
H：先锋是一种前兆：少数人，从现状中探出身去。如果遍地都是左派，那么左派已经成为一种现状了。当左派成为一种现状，右派就成为需要。我很有幸在第一时间读到了你最近完成的一首长诗，《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在这首诗中，你借用一种“道”的而不是“儒”的人生观背景，强调了“缓慢”和“快乐”的重要性，流露出对性灵生活的向往与流连，正是典型的右派诗歌。
B：这首诗还没有完成。我还要为这首诗配套近十万字的注，每个注五百字或五千字不等。诗加注，细针密线，缝成一本书。一本书就是一首诗。诗，主要参考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李孝悌先生的著作《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中的两篇文章《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对这首诗也颇有贡献；注，文白夹杂、中英对照，不光注“本事”，还要注遗闻、注说法、注猜想，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引文及于《佩文韵府》、《辞源》、《辞海》诸书，全部注文参考书可能有两百多本，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互文试验。本雅明不就是最想写一本完全互文的书吗？
H：注不再是附录，不再是书的次要部分，注文的趣味与信息呈现出“欺主”的势头，类似于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或者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
B：也许吧,谁知道呢？
H：《影梅庵忆语》一书，凄美不可方物，我在年少时读过，当时就惊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极品；同时阅读的，还有性质相近的《陶庵梦忆》、《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浮生六记》等书。以这一批书为代表的明清性灵文学，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B：相关的书多得很，二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关注了。
H：刚才提及的明清性灵小品，比之唐宋八大家的典范的“载道”古文，何如？
B：两者没法比较，也不能排位。但是参悟中国古典文学，得倒着走，先读民国，由清返明，自宋入唐。
H：我有个印象，你不喜欢“载道”的文学。
B：这要看如何理解“载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作人的作品也是“载道”的。文学的两个方面，内容与形式，我推崇形式，提倡汉语之美。
H：你发在《新诗评论》总第二辑上的文章，《从胡兰成到杨键：汉语之美的两极》，对“汉语在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冷酷而烈火般的冲击之后”出现的消极后果进行了反思，并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杨键诗集《暮晚》作为“理想汉语之文本”。可是朵渔和田一坡对你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B：我有我的个人趣味，他们有他们的个人趣味。但是我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我们应该警惕甚至摒弃公众的传统，自己出发，去寻找源头活水。我在五十岁的时候找到了胡兰成，是我的幸运。我喜欢胡兰成，原因很简单，他写得好，内心曲折，复杂，细微,但呈现得又是那样简单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