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生活的最大秘密，就是它的——不真实。”
这句话并非是我的发明。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头曾为之一颤。我惊恐地合上书本，逃到大街上，试图去证实(或推翻)那咒语般的判断——它像锋利的薄刃，挑破了我和现实之间的那层纸：现实，以及现实投在纸上的影子，究竟孰真孰假?或者，居然全是“不真实”?那时候我己放弃了文学阅读，因为它已经没有真实性可言。可是，展布在我面前的现实，它的真实性又如何?
我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搁置起来，没想到一搁置就是十年。
十年过去，一个赝品时代降临了——不必去历数那充斥在我们四周，在那光华四射如山般堆积的丰裕物品中，在那时髦人群的衣冠面具背后，在喧哗里，在无数闪烁财富的高楼大厦内部的种种虚假不实，就回到我久违的文学写作中随便浏览一下吧，那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变故？现代主义大势已去，被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全面抬头，正在嘲弄精神和伦理的守护人。俗鄙的趣味，伪劣而夸张的故事被粉饰成新潮，无聊的拜物教宣谕，斑澜却又贫瘠的拼贴文体四处泛滥，糟糕透顶的灵魂侏儒畅言无忌地盛行于世，这一切，竟然还获致热烈而愚蠢的喝彩！
很久以前，大卫·罗塞就曾经预言：“普通人都不晓得凡事皆可能成真。”如果赝品亦可成真，那赝品就不再是赝品。如果恶俗亦成时尚，那恶俗就不再是恶俗。同样，如果侏儒小人也在竞相写作粉墨登场，我们这些不愿变作犀牛的人又当如何？
也许是我错了？要么你们错，要么我错——错乱也好，佯作错乱也好，这种时髦是怎样形成的？自暴和自慰，这种时髦是何时开始蔓延的？在众目睽睽下用写作进行脱衣秀，这种时髦到底受到什么人的欢迎?不名誉的出名，不择手段的出名，这种荒唐的丑闻为什么也会变成时髦？你们助长了并且推动了这种种不名誉的错误，你们欢呼这种不名誉是一种新的自由而忘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奴役，你们推崇这种恶俗的写作，为它贴上了前卫的标签却不知道那是玷污了“前卫”这一光荣的称号，你们用鼻子嗅到了新写作中的香水味，可是没有能力嗅到里面的腐败气息，你们说那代表了未来但忽略了未来的陷阱、沼泽与坟墓——总之，你们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一帮!
还有你们，你们谁是无耻的萨德？谁是大胆的热内？谁是早慧的萨冈？谁是佯狂的金斯堡？谁是费茨杰拉德？谁是凯鲁亚克？谁是米勒？谁是梅勒？谁是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谁是摇滚歌手？谁在吸毒？谁在酗酒？谁在滥交？你们中没有谁具备极端的经验，罕见的天才，巨大的勇气，诡异的风格，率真的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姿态，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只是——一群赝品制作者。少给我说什么张爱玲杜拉斯，你们离张爱玲十万八千里，离杜拉斯八十万里都不止。你们那些由通俗艳史、被殖民心态、月份牌趣味、流行歌词、翻译文学段落、物品商标符号、电影印象、道听途说和浮光掠影以及对大都会的皮相描绘搭配起来的作品，只能骗骗那些趋时逐新不知深浅的乡巴佬。
赝品还在不断滋长。由于公众鉴识力的低下，以及在此基础上批评的低智化，对所谓“文化异类”的保护正走在歧途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尖锐性，真正的文化异类并未浮出水面，那些哗众取宠无关痛痒便“适时”地在社会的不设防地带充当了文化异类——这真是对赝品时代的最好注脚和最大讽刺。
当然，单件赝品不必对赝品时代负责。单件的赝品满足的只是一种偷盗和暗中仿制的不光彩喜悦。在赝品写作的核心，那个闪亮登场的叙述者，正如精神分析家莱斯利·法伯所形容的，是“一个秘密的、不可爱的、不正当的自我”。对这样的叙述者，海伦娜·德茨称之为“拟人格者”，他比假的自我更像变色龙，因为他“时刻准备拾取外界的信号，照此形成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一会儿模仿这类人，一会儿又模仿那类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空洞”。
这种“拟人格者”由于适逢网络时代，通过资讯高速公路截获全球图像、易死的流行素材、与他人共享话题资源便十分地稀松平常。在此背景下，“拟人格者”就成为网络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网络的“受役者”。这双重身份使他们的写作沦为一种比不真实还要不真实的荒谬活动——它扭曲基本现实和信息，把可疑的事物和所谓的“时髦问题”搬到“在”的位置，混淆公众本来就不善辨别的视听能力。
那所谓的时髦问题，多半围绕着“身体”展开：受虐式的或小布尔乔亚的传统快乐，多动症，爱欲，痛感，听觉神经，等等，成为无知读者经常窥见的身体形象或身体的感觉抒发。它一方面生怕别人不知道地大讲“身体经验”和“身体历险”，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醒读者“身体的位置”和“身体的移动”———场所，场所和场所间的变移与换幕——这急不可耐的表达背后，恰恰是赝品时代的一个心理症候：极度焦虑，希望被观赏又害怕观赏者把视线移开的焦虑。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在看他人脱衣裳。这种表演还有完没完？当克里斯蒂娃指出女人被搁置在历史之外时，赝品时代的写作则倒退到自得其乐地把女人重新搁置到了床上或浴缸之中，使之再度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或性幻想的对象。这种消费模式的广泛盛行为何没有受到批评？床和浴缸，这盛载女性躯体的经典道具，为何会反复出现在写作之中?自从马拉被打死在浴缸中之后，浴缸就从悲剧道具世俗化为日常道具；自从塞尚把“出浴女人”描绘成破碎的人体之后，“浴缸里的女人”就从形式主义符号再一次返回到色情符号，或者成为卫生洁具商常用的广告标识——你们在那大量的“浴缸女人”的叙述中，又读出点什么？
生活质量也许在提高，生存的质量却在下降。你们说，“生活无罪”，用这样一句口号，能否逃避生存的质问？生活难道没有问题？你们说，“不管同意不同意，新的写作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假如我说：“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否定出现了。”你们又该如何评说？至于我，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们的评说?
写作对时代的想象力现在丧失殆尽，它不再是质疑而是献媚，它走的是一条广告的路线，邀宠的路线。对赝品时代的赞美，使写作堕落成双倍的赝品，那种蹩脚的故事、自述、小说或非小说，正汇合成庸俗的大合唱，一个想象中的现代的、全球的、物质至上的、躯体享乐的背景及价值系统，正在一厢情愿地抹杀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兴致盎然地拷贝这样一种观念：生活正在进步，生活变得轻松，生活是一连串的享乐，生活是不断地狂欢。
这是不是你们的观点？只要成功出名，怎么说都成？只要你们这么认为，就毋庸怀疑？即便不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前，把你们放回到一家三流小剧场，结论都是同样的：不诚实的没有灵魂力量的赝品。
罗伯特·休斯说：“现在的难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这种对安徒生童话的“反写”，正表明我们的时代已从“有趣的童话”滑向了“无味的谎言”。的确，在那个花里胡哨的赝品市场的叫卖声中，所有的摊主都有着艳俗的容貌，它仿佛是一张张经过加工渲染甚至篡改合成后的照片，令人遐想其“原型”又令人怀疑其“原型”，而所有的好奇者、潜在的购买者、争睹者、围观者，他们也全被不真实的欲望和需求牢牢地控制。假的作品、假的生活、假的表情、假的故事、假的广告，甚至假的面容和假的肢体，这难道就是你们置身其中的写作市场？也许，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间隙，你们由于人云亦云心甘情愿被赝品和劣质文化牵着鼻子走，已经不配看到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