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廉诗歌阅读札记
近两年，一直在阅读飞廉。读飞廉的感觉是异样的，他的诗不会让你血脉喷张，不会让你悲伤欲绝，但有一种隐隐的、钝钝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寥落与高远。犹如面对暮春时节的流水落花，秋风中的黄叶飞雁，或者就是一副寥寥几笔的写意山水。很怪的感觉，飞廉的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杀伤力和侵略性，但我却沉溺其中、欲罢不能。一直想说点什么，可又觉得无话可说，一切都在静默之中化解了、消逝了，无迹可寻。在飞廉的诗里，你读不出当下尘世的喧嚣，读不出生存现场的苦难，读不出诗人的愤怒，读不出诗人的憎恨，只是，那种弥漫的落落寡欢和惆怅，让读者莫名伤感，茫然自失。在诗人满天飞、诗歌泛滥的当下，飞廉是一个异类。当然，这个异类不是那种极具攻击性的异类，更不是那种无限崇低的自我作践，相对于那种极端的表达方式，飞廉是冲淡的，平和的，可这种冲淡平和之中，却又有更为纠葛的精神伦理与灵魂叩问。他似乎疏离于时代的核心，在另一个时空呼吸着古人的气息，超然于红尘滚滚，世态炎凉，用洞悉一切但又茫然若失的眼神打量着生命的前世与今生。
在飞廉的诗里，处处流露着一种与时代无法协调的隔膜感，时代对他而言，似乎就是一种遥远的背景，缺乏贴心贴肺的温度。“又少了一人。怀着致命/的软弱，我败退如南宋，//十四年来，偏安于杭州，/凤凰山上，练习采薇。//我这旧时代的钝书生，/以简朴来安身立命。”（《春山晚晴》）这似乎一首怀人之作，但却弥漫着一股失败之感和没落之气。面对无可名状的世界，诗人心怀软弱，一路溃败，然后偏安于杭州，在《采薇》的气息里与古人遭遇。
以飞廉对世事的态度，读者很容易把他归于隐者，然而飞廉却说“我不是战士，/也无心做隐者，//我只爱这苍颓与荒凉，/我且寄啸傲于虚空。”（《钓台春昼》），我们理解他不做战士的选择，却难以明白他对隐者的拒绝。或许，在飞廉心中，依然有难消的块垒，依然有未就的事业，然而，世事凶险，他无法“斯是当以同怀视之”，所以，只有融于苍颓与苍凉，寄啸傲于虚空。因为，虚空虽然虚空，荒凉固然荒凉，但虚空自有虚空的自由，荒凉自有荒凉的辽阔，它们足以盛放诗人心中的沟壑、灵魂里的孤独。
在飞廉的诗歌里，我们似乎看不到时代的痕迹。农耕文明也很好，后工业时代也罢，它们都似乎和诗人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可有可无、暧昧不清的背景。这是一种模糊时代的写作。并非诗人不知今夕何夕，而是洞悉了时间与生命的秘密。在整个时间的链条上，所谓的王朝更迭，所谓的时代风云，都不过一个对另一个的复制，今朝对往昔的复述。“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古老的箴言，同时也是谶语。翻开厚厚的人类历史，无非是胜王败寇，不分东西，昔日的屠夫在今天依然会是屠夫，昔日的奴才在今天还是奴才，昔日的烈士在今天还是烈士，所不同的，或许就是旗帜上的几个口号，和编入正典的那几个名字。面对这让人难堪的轮回，飞廉感叹——
风雨不止，春色憔悴，满地暴君。
这里是盛产奴隶的国度，
人民只关心天气，甘受数千年
之暴政，却不堪一个月的春雨；
一百年不问国事，
断不肯多穿一天湿淋淋的鞋子。
风雨不止，那文首、白喙的警卫，
仍孤独衔西山之木石；
杜鹃悲啼，徒劳
寻找被怒火焚烧的人。
十年来我苦学屠龙之技，
这首诗代表着我全部的怯懦。
——《风雨不止赋——回赠炎石》
风雨不止，满地暴君，奴隶遍地，这就是千百年的进化，这就是媒体里鼓吹的超越。原不过是新版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这里，人民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而是一种庸常而具体的存在，是你、我、他，是单数，也是复数。在一个理性被无限捆绑的体系里，生命窒息，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因为，我们无法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理想中的屠龙之术，只不过是精神世界里的乌托邦。“风雨不止”，“一百年不问国事”，也无非是自嘲。“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可那又如何，原不过口舌之恋，文字的抚摸。正因有如此的觉悟，飞廉才最终说出，这偶露的峥嵘，其实仅仅是一种假设，那坚硬的盔甲之后，是战栗的肉体，是生命“全部的软弱”。 “不要对着青山谈论世事，/你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在梦里，白水萧散，/忧患如山，/你我只剩下了骄傲。/惊雷无声，苍苔长满铜镜，/日月穿梭在酒杯里，/两只秋天的萤火虫。”（《阮籍记梦》）对于草民而言，主义抵不过天气，哲学止不住惊雷，正义的声音在天外，灵魂的知己在纸上，在梦中。
和那架庞大的机车相比，人如草芥。而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革新，它依然坚守着老式的构造，顺着生锈的社会伦理载着健忘、短视的人们一路狂奔。你恐惧，你臣服，你膜拜，你呕吐，你昏厥，你癫狂，你死去，你绝望呼喊曰停，它都不会掉头，都不会减速，它蛮横无理、妄自尊大，不理会缓慢的诗意，不懂得灵魂的诉求，它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飞奔。在它的词典里，速度就是终极目标，方向还在其次。不幸的是，这种漠视生命的线性逻辑，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价值标准。正如当下，或许只是形式的差异，喧嚣的市场上，也不过是多元的外衣，行的确是一元之实。盛衰有定，人生无常，一曲悲艳宛转的《桃花扇》，也阻挡不了南明王朝毁灭的脚步。文字的重量在后世，不在当下。浸淫于文字的诗人不过是落魄于江湖的书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其余如“我们的孤竹国/只是夕阳下，一场繁华的游戏”（《伯夷》）,戏里戏外，如镜照影，悲欢无凭。诗人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灵魂的归宿：“卫庆，这些年/我一再寻找那个地方有/着秋菊的闲、静野露的宽容/乐于、接纳我这样的失败者/一旦寻到，就当作/故乡住下来/老去，化一缕炊烟”（《寄桐庐宋卫庆》）。承认失败，并不意味着示弱，而是一种强烈的自省与自重。那是面对荒谬的选择，是诗人自觉地退避三舍和自觉地转身，从那架呼啸而过的机车上跳下来，不关注世人所加的荣辱，而是转而倾听灵肉的呼吸与节奏。唯有如此，生命才不会无端受辱，我们才能捍卫灵魂的尊严。
必须看到，面对纷扰的世事，飞廉并没有达到心如止水，超凡脱俗，他依然有内心的冲突和纠葛。然而，在于内于外的双重观照中，他完成了从对人为价值的执著到探寻生命自身意义的心理准备。此时，外界的诱惑不再是诱惑，现实的焦虑不再是焦虑，它只是与诗人无关的烟雾与浮尘。一切都已虚化，只有生命以及生命自身所固有的孤独和死亡闪闪发亮：“今夜，寒风凛冽，/空无一物，/只有酒，闪闪发光，/照亮我的骨头，/多么孤独啊，/它们在议论我的死亡。”（《刘玲醉酒》）从意义到肉体，从外物到内心，飞廉抵达了生命意义的核心部位，所以，他获得另一种有别于所谓价值的宁静与飞翔。“那年，一场盛大的霜降庙会：/人流的漩涡里，睡着一个老人，/荆条编的篮子，盛着过时的篦子。”(《1996年，卖篦子的老人》)诗人也如这个老人，认真的经营自己，善待技术，浑然忘我，不理会世事变幻，任红尘混乱飘过。这是一种人生的自足，因为，诗人无法做到与世界的协商，那就与自我结盟，以无为之态对抗世事的翻卷。
从写法上，飞廉应该是技术主义者。早期那些回忆之作，那种考究似乎还不明显，但也初露端倪，比如“虫蛀的黑甘蔗，多么香甜/被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反复咀嚼。”（《回家的路上》），观察细腻，细节传神；比如“雪停了。院子里落下/几只麻雀，神态庄严/步履沉稳，多像我的父爱”（《父亲从乡下来》），设喻古朴，极具表现力。而近两年的作品，则日渐自成一体。他的诗多是短制，多数为两句一节，从形式上便体现出一种简约，再加上语言清瘦、古雅，节奏落落，颇有木鱼青灯之感，让人难以忘怀。我喜欢飞廉的诗，喜欢他对诗歌私人化的经营，喜欢他洗练节制的文字，喜欢他文字后面孤绝的身影、恬静的气质，以及寂寞的清醒。
2013-1-17夜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