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遍诗人的每一行诗句的人是无权评判诗人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一句话时常像警钟一样在我耳畔响起。它使我意识到既不要让自己在美学上自大，也不能沾沾自喜于眼光的敏锐，对任何一位诗人的诗歌，必须保持足够的尊敬。好在潘新安的诗歌创作目前正是处于一个上升期，我们除了在一个山坡上的某处草地谈论一番沿途风景，并不需要对两边的树木做出诗学上的精准判断，也许，对一片树林的长势的预期比对“既得利益”的评判更有趣。基于这样的初衷，我想哪怕是在几十首短诗中，也足够把酒涵吟一番了。
潘新安出身农村，如今在湖州治下的练市经营一些小本生意，今年再次在练市见到他，一年前在他脸上的矜持和审慎不见了，他敞开胸怀，饮酒，抽烟，纵论诗歌，我对他的判断进一步得到证实。新安在诗歌上的独立，可以从他的个性上得到印证。在江南的吴侬软语、亭台阁榭的和带有某种阴柔之气的文化背景里，我以为新安的写作是刚健的，质朴的，毫无美学上的脂粉气和语言上的自恋癖。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无疑支撑着他的写作风格——他是一个真正用两条腿走路的诗人，一只脚踏在记忆中的乡村，一只脚落在现实的街头，在一个名叫练市的无名小镇以十个脚趾头感知着大地的颤动，感受着世界的心跳，力图在纷繁的现象世界里有所“看见”，有所呈现。在当下纷繁芜杂的诗写里，我以为一个诗人的写作首先是要确立的它的有效性。什么样的诗歌写作是有效的呢？最起码的要求是，要立足于自己的生活，倾听灵魂的声音和骨头的响动，写出生活的活生生，呈现存在的本相。任何花哨的观念演绎和词语游戏，终究会被时间说“不”。在这个意义上，潘新安的写作无疑是有效的，而且是清醒的。
而我写诗
无非是要把我在黑暗中看到的
说出来
可无论怎么说
都像是梦中人的呓语
——《我的经历是平淡的》
他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定位，从来不试图向人们做普世哲学的絮叨，也不撒娇、滥情，节制而内敛，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审慎的平衡。
又是一个春天
但我已经不再冲动
田野里还很荒凉
当我谨慎地伸出双臂
仿佛
一棵被一再修剪的桑树
它暗暗捏紧的拳头上
抽出的新枝
颤抖地，接受阳光的恩典
就在我站立的地方
而小草们已经率先
推翻了泥土
我拥护这绿色的政权
因为它来自底层的苏醒
这首题名《苏醒》的诗，语言简洁，质朴，但它呈现的思考是珍贵的。它不是停留在对春天到来万物苏醒之时的欣喜之情的书写，而是有一份理性参与，敏锐地洞察了小草“推翻”泥土的价值，“我拥护这绿色的政权”，这利索果断的“表态”，使诗歌的翅膀腾空而起，立即张开了诗意的空间。
一个诗人的清醒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局面：写作上的自觉和节制，对生活和世界冷静地观照。尤其重要的，是通透——诗歌需要诗人透过纷繁的现象世界，找到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甚至发现事物隐藏于黑暗中的神秘感。显然，潘新安的诗歌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久了
会凭空生出厌烦，会在半夜弄疼他自己
绝望于这里的一切得不到改变，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醒来、成长和恋爱
一只鸟在此刻的雨水里飞
而即使在他死后的很多年
他伤心的父母，依然每天早晨准时敲响他的房门
一切都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包括他桌子上的一张纸
还有被他揉皱，随手扔在地上的那张
——《不变的》
当面对生活的卑琐和现实的残酷的绝望之时，作为诗人，他不是就此颓废而是发现了存在的依据——也就是在急光流年一切变化的变中，他看见那一种令人舍此不能的“常”：亲情，而在诗中，他与其说在表达不如说在描绘，“还有被他揉皱，随手扔在地上的那张”，多么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生活深刻敏锐的体认和节制冷静的表达。这是一种通透的声音，带着深厚的情怀又不乏理智的参与。
实际上，潘新安的诗歌更多是面向乡村的，但他质朴的叙述和抒情已经完全摆脱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传统书写，他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打量乡村，审视乡村，从而探询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当然也有情不自禁的抒情，但抒情是被掌控在一个理性的尺度内。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偶尔我会停下来，站在一边
侧身，让一个晚归的肩扛农具的老人
可以从容经过
收割后的麦田多么空旷
我飘动的头发、衣襟，我伸出去的手上
哦，我愿意接过你的疲惫和衰老
愿徐徐而来的风，愿风中那么多的
与我的面颊轻轻碰触的翅膀
都有所依靠
——《在初夏的傍晚走过乡间》
没有铺垫，径直切入。这是乡村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让路，在狭窄的田埂上。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不会看到生活中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宽容和友爱的东西看上去抽象而在乡村是那么平常、具体。正是这样一种质朴的力量，让潘新安的诗写具有了辨识度——情感和声音的双重辨识度。这样的诗篇还有《我的心里空荡荡》，《街道边的香樟树》，《杨梅》，《探秋》，《双亲》，《骄傲的心》等。无论是《我的心里空荡荡》里那个饥渴的少年痛饮清水的真切感对空虚的消解，还是《杨梅》里喝杨梅酒的甜蜜的酸涩给予往昔纯朴记忆的回应，拟或《双亲》呈现出来的情感的真挚，都让人读来舒畅，清爽，意味深长。尤其《骄傲的心》有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世故猥琐洞照之后的身份上的自信和形式上的清新。
而贫穷，仿佛什么都可以缺
唯独从来没有缺少过爱，因为有我在爱呀
你到达山顶的日子
我正赤足，穿过一条田塍
像一根针。我是说
倾斜的阳光打在我身上
我就是一根针，闪亮着，尖利着，偏执着，刺痛着
然后，巨大的荒芜在我身后合拢了
我以为这样的诗歌呈现了一种崭新存在，在中国经历三十年巨大的变革以后，来自农村的人已经取得了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彻底摆脱了过去的“乡巴佬”进城的自卑感。这显然是一种发现，也是体认，在语言里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现代人身份的确认，同时显示了这样一种情感形式巨大的、清澈的力量，对当代都市人精神的荒芜和情感的世俗，也许有一种谢默斯·希尼说的“纠正的力量”。
当然，偏居小镇练市，潘新安显然也感觉到了作为一个诗人在世俗生活中身份的尴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即便有伯夷和叔齐之孤洁，何人可相谈？退求其次，谈谈陶渊明和赛珍珠，恐怕对座也无人。诗人在《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说——
更不如看父亲沉默地归来
一根青藤
悄悄爬上他刚刚搭建的棚架
试探多于张望
这是对没有交流对象、精神极度孤独的生存境遇所说反讽之词，这样一种自嘲当然是苦涩的，但也是清醒的。是诗人当然还会出神，时不时来一个游离的姿态，向往起《瓦尔登湖》，“湖面上那么多小小的酒窝”和“一些波浪，会把我的梦卷起”，这种宁静之美和与大自然的深切默契，自然是文人情怀，谁都神往那一份洒脱：“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但是这只是偶然的精神出走，诗人的双脚仍然留在郊区。郊区，“任何现代性都是——郊区”，在今天的城市化的深度进程中，农村亦非过去的农村——农村不是野草丰满了而是它的延续几千年的虽然贫穷但是丰满的过去被城市彻底掏空了，空落落的乡村院落充满了荒凉和稀疏留守者（老人和孩子）；而城市正是一个巨大的搪瓷反应釜，我们日夜听见它的搅拌机轰鸣，而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娱乐和文化，观念和变革，所有的元素还在融合之中，共生之中，时代最新的结晶还没有形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说，“叶赛宁的夭折是因为他不能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订货——因为他在良心和嫉妒之间，他与良心靠得太近”。潘新安的诗歌同样体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良知，尽管在他的诗歌中，只是隐约呈现了这个良心的底座，但是他刚健质朴的声音无疑是来自于那里，经历了那里的火焰和清水的淬炼。也许叶赛宁是俄罗斯乡村挽歌的最后一个起草者，但潘新安对中国农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显然有着冷静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我想，《郊区》一诗的诞生不会是没有来由的，它肯定经过了一个默默的孕育期。在此期间，作为诗人，新安也许洞悉了这样一个秘密——任何一种现代文明进程，都必须路径郊区，中国的诗歌当下所处的位置，也正是郊区：它即像城市的边缘，又是农村的远亲。它是现代文明真正能够孕育和生产的地方，因为农村的田园牧歌已经远不合时宜，而城市的喧嚣又不利于沉淀。让我们来读一读《郊区》——
他的加工厂，就在公路边的
几间平房里
结婚，养蚕，往事让人流泪。
一个后院，他的狗对来访的陌生人狂吠
但马上就被他呵止了
阳光照在湿泥地上的气味，狗的气味
以及铁锈的气味
交易如此乏味。低廉。这很好
车床，铣床，冲床……
活着是一门手艺
一个小学徒，转动的砂轮
角落里，两块木板搭在用砖头垒起的矮墙上
做梦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