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如下四个部分的历时性论述，逐一考察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一种从主体 到身体的演变过程及写作倾向。朦胧诗人的写作是在场的主体性写作，后朦胧诗人是缺席的主体性写作，钟鸣等人是以色情与唯美来建构一种主体性写作。到了90 年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则以身体写作来取代主体写作，他们试图用身体或性来建立一种后现代的主体性或新的现代性。
[关键词]主体、客体、色情与唯美、身体、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前言
文学或诗歌中的主体性一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将主体性作为诗歌中心的主题是绝对不可动摇的真理。即便是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毛泽东时代，也有一种集体主义的乌托邦式主体性存在。
1979年，朦胧诗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中断30年后，再次接通和承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传统。诗人们再次发现了人及大写的“自我”并以 大英雄般的（多多语）反乌托邦姿态，将“自我”的强力意志镌记刻在又一个启蒙时代（五四为第一个启蒙时代）的语境中。很快，后朦胧诗人颠覆了这个主体性的 时代，客体开始登场。作为大写的人的中心消失了，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即非人、非主体的世界。90年代的汉语诗歌从客体的诗语中再次出发，建构起一种作为 身体的主体性诗歌。虽然并非所有诗人如此实践，但至少有相当多的年轻诗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身体，这一现代与后现代思想非常关注的要点。
本文主要谈论的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性：即本文标题所示，从主体到身体的写作。为了更透彻地厘清这个问题，我将采取历时性的论述架构，分四个部 分来讨论从主体到身体这一变异过程。第一部分为在场的主体，论述朦胧诗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写作的精神层面；第二部分为缺席的主体，论述后朦胧诗作为客体的主 体性写作的物质层面；第三部分将论述色情与唯美的主体性写作，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第四部分，顺势而下，直指作为身体的主体性写作，这一写作的关 键词是性，通过它一种新的现代性或后现代的主体性被创造出来。
一、在场的主体
70年代末（毛泽东逝世不久，他的思想文化遗产还在等待整理），一个新时代刚刚举步，它 主体的稳定性还无法确立，方向朦胧，主体悬空，过去的诗远远不能满足新个性的代迫切需要，当然也不能稳定人心，人们又疲倦又茫然。就在我们心灵发生严重危 机的时刻，“今天”诗人应运而生，及时发挥了作用。他们以反抗与创造的激情以及启蒙与拯救的理想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新时代的自我主体性并使我们动荡的心得以 稳定。这一主体（包括个人与集体主体性）的稳定性不仅帮助了陷入短暂主体真空的青年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主体性得 到一次集中的再次确立：那便是一个大写个人的主体，一个重续五四批判精神的主体。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共同的理想和热望，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我’与‘大我’完美统一于新时期的主体神话之中。正因为如此， 杨炼才会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舒婷则用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这种‘小我’与‘大 我’的完美统一。” ⑴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那是一个批判和怀疑的时代，诗人北岛在此发出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之声：“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北岛《回答》）
北岛这一警世钟般的声音体现了启蒙、理性、个性张扬的主体思想，这是典型的对五四精神的回应。同时，北岛无疑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主体精神的杰出代表。“ 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北岛《宣告》）“这样令人颤慄的诗句潜藏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劫难之后凄厉的希望之声，但似乎也是启蒙主义历史模式的一 次变奏。” ⑵
那是一个卡里斯玛⑶形成并凝聚的时代。激情四溢的杨炼如一位年轻的“神”把他的主体意志高高凌驾于客体之上，一时间万物皆着我的色彩：“我是瀑布的神，我 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杨炼《诺日朗》），这是一首征服的诗，面对大自然，杨炼成了古代罗马英雄史诗中的传奇英 雄：“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凯撒语）。这是一首典型的主体在场的诗，一首极具男性权威的阳物崇拜的诗（而非后现代推举的雌雄同体）。它无疑属于现代 主义的范式写作，而不是后现代的句法式写作。
那是一个沉痛思考的时代。江河的《纪念碑》把他个人对民族命运的反思所形成的主体性上升到一种全民族的集体反思所形成的主体性之中：
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多少血液
——江河《纪念碑》
在顾城那双天真并充满童话色彩的眼睛里仍然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及民族主体性的寻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庞德曾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庞德虽然没有像雪莱将诗人提升到为万物立法的高度，但这句话的实质依然是对诗人主体性的宣扬。从这句 话出发，我们可以作如下阐释：诗历来是民族心灵状态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晴雨表。它预示即将来临的事变，公众感情的震荡，思想和向往的升降、沉浮，一个时 代的文化特点就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倾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朦胧诗没有失效，它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切 合了那样一个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强化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主体之‘大写的人’，不能不把‘自我’强烈的生命气息和主观理想鲜明地放射并烙印在客观 对象物身上，从中显示自身征服和创造世界的力量。” ⑷那的确是一个英雄诗人辈出的时代，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
然而随之而来，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1919年复活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可怕的美”：“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也不能保持/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里”（叶芝《第二次降临》）。
二、缺席的主体
“今在派”从1979年建立起来的主体性，不到5年时间就被作为客体的主体性写作的“他 们”、“非非”所取代。这两个诗派成为缺席的主体写作时期的重要代表。从这两个诗派的命名上就可清楚发现对主体性的排除，大写的我或我们被拒斥。“他们” 即是对“他性”、物性的强调，“非非”也是对“非我”、非主体的认同。而“今天”却所指清楚，即诗人要对此刻发言，并表明一种介入现实的态度和决心。
作为对朦胧诗的反动，有一首诗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反复议论过，那便是被称为第三代诗人宣言的《有关大雁塔》。韩东这首诗写于1983年5月4日，为刚刚形 成的主体性时代带来了新的颤栗。在诗中，韩东以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我（借自欧阳江河一个诗观）发出了对高扬的主体性的怀疑。“自我”在此第一次被小写，杨炼 式的超级史诗幻觉失效了，整个朦胧诗建立的宏大叙事被瓦解了，“纪念碑”坍塌了。诗人在诗中困惑于使命感、责任感、道德良心及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等，这些朦 胧诗写作中的主体建构原则。从这一首诗开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了向后现代的转向。此时主体的命运只能随波逐流，只能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接着就是消失，无名的我们什么也不是，世界如此荒诞，“我们又能 知道些什么？”人已不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万物也不会为你所掌控、驱使。正如杰姆逊所说：“在当代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所谓的‘主体的非中心化’这 是对自我，对个人主义的抨击。人们认为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中心化的主体’，也没有过个人主义的自我；也有人说在现在的社会中某些概念，如‘自我 ’，‘中心化的主体’等等不再说明什么问题。”⑸此时的中国诗歌还证明了杰姆逊最爱引用的兰波的一句名言：“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我”已被悬 置，被隐入语言之后，“诗到语言为止”（韩东最著名的一个诗观）便是对兰波这句名言的中国式呼应。韩东这一诗观表明：如果说“今天”是从主体决定语言这一 出发点来写作的话；那么“他们”则正好相反，是从“形式化的语言决定主体”（拉康语）这一倾向来写作的。的确，韩东对诗歌语言的关注超过了对主体性的关 注，他对“三个世俗角色”（政治、历史、文化）的抛弃就是对主体的抛弃。⑹
我们知道，对主体性的追求与书写一直是西方文学的正统。中国传统虽讲言志抒情，但更讲究客体，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山水诗更是推“万化冥合”、 “无我之境”为最高境界。自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与难题以来，即五四以来，中国就以一种相当复杂的内心（对西方现代性爱恨交加）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艰难 历程。自身的古典传统从此被弃绝，其中胡适、鲁迅等一些“大人物”所说的耸人听闻的话及其中国现代文学的是非得失，本文在此不作讨论。我仅想说的是主体性 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但它已强行进入中国语境，并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近百年的传统。直到1983年“有关大雁塔”的出现，这个传统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说 来也奇妙，西方自古以来在文学中作为中心主题的主体性传统也一直到196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才寿终正寝。无论中西，如今的主体性都不能凌驾于客体 之上了。个人强立意志消失了，人作为万物之中心的地位解体了。
在去中心化主体的进程中，有两个诗人举足轻重，一个是韩东，前面已有论述，后面还将论及；第二个就是杨黎。下面让我具体谈论一下“非非”中的杨黎，看看他 是怎样以“局外人”的身份来以物证物或说物的，怎样“把一个含糊不清的客体塞进了肉体的客体，来说明肉体的客体独特性的一种方式。” ⑺杨黎作为主体的诗人隐身了，他似乎仅仅作为一个“肉体的客体”在言说或表征着另一个或另一些客体。这种“独特性的一种方式”正是拉康所认为的，这种主体 性质的变化将带来语言的变化，再也没有一种主体的语言及真实的表述，有的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症候。杨黎在此使用一种无意识的语言，能指与所指脱节了，只有能 指间的相互传递，所指不在场，即主体不在场。主体仅仅是语言自身。杨黎写于80年代中期的《高处》便体现了这一无意识的症候或无意识的语言特征：“A/或 是B/总之很轻/很微弱/也很短/但很重要……”整首诗的主体已消失为纯粹的能指，福科式的“人的终结”在“A或是B”中完成了。这首诗还证明了拉康在研 究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发现，那就是“个体”的“不在场”，有的只是无符无尽的能指的区别。正是这一发现使拉康彻底地抛弃了任何有关主体的理念。杨黎当然 并未读过拉康，但他的这一主体缺席的写作实践却与拉康一拍即合。
如果说“今天”对新华社语体式（即毛文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作出的第一次偏离仍是以一种主体（所指）代替另一种主体（所指），那么“非非”的杨黎就是对其作 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杨黎获得了文字的绝对自由，他放开手脚，颠覆中心。首先他集中火 力歼灭诗歌中的文学独裁形容词，清除其道德含义；他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最初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的声音：这里 只有声音的“意义”在能指链上来来回回的传递：
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
——杨黎《非非一号A之三》
这仅是一片纯声音，纯书写，纯“还原”，能指在随意漫游，播撒，这里“安、麻、力、八、 米、牛”的世界没有悲欢、没有时间、没有生命，也没有意义，犹如世界的物静静地驻立那儿。诗中的所指（主体）始终处于一种漂离、滑动的状态。主体已被物的 语言所颠覆。“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 ⑻杨黎及非非就是在如下的背景下作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主体性，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 义火柴盒式大楼已被西洋式的宾馆所替代，最新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人们曾有的“朦胧”激情已被物质所困挠、所挤压、所扭曲、所澄清。 服装革命、美容美发的流行、电脑普及、遗传工程对农业的应用、变性手术、电传、传真、手提电话、传播和流通的量向扩大……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全 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唱着怀旧的主体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他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朦胧诗是以一种对人的发现 的个人主体性反抗另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主体性的话，“非非”却进入了另一个新时代。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 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指向抽象的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种道德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的主体性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地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 识，大一体性、“主体的真理”，消解象征、隐喻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 言运动的一部分。
除非非这种巴尔特式的“纯洁写作”或“零度写作”之外，“他们”诗人却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寻找并描述主体。” ⑼如于坚写的：“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怎样睡觉，等等。”（于坚《尚义街六号》）而在《零档案》 一诗中，他又像“非非”一样宣告了人作为主体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零档案》是一首作为客体的主体性写作的伟大诗歌。它在技艺上虽采用了巴尔特的“零度 写作”策略，但其意义依然冲出零度以上，其野心是通过这首诗欲建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型反主体的主体性史诗。
在80年代中期，欧阳江河也写出过一组以物质作为主体的诗，如《手枪》：“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手枪》这首诗带 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作为一个物的手枪，作者将手与枪拆开，给人有一种手枪的零件感，可拆卸可组装。而此种特征是手枪专有的、特定的、不可移置的。比如手枪 的特征就不可能出现在写玻璃的诗中。正如欧阳江河对我所说：词在处理物的文本形成过程中，物将自身的特征反过来赋予了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