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骑着马追随火车消失在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他弥留之际的最后时刻，饱含着激情、隐喻和诗意。很久以前我便告诉他，铁路经过了家乡，隧道从雄壮的槐山底部穿过，一眼望不到尽头。父亲对此充满了向往，回家那天，我、哥哥和妹妹挟扶着他从火车上下来，然后从镇上租了一辆微型面包车把他送回到了家。哥哥把他从面包车上背下来，让他坐在轮椅上，好一会，他耷拉着的头才缓缓地抬起来。
“这就是槐庄呀。”看着到处的残墙断壁和破破烂烂的瓦房，父亲仿佛不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了老家。当然，他已经十二年甚至更久没回来了。
这是旧槐庄。母亲说，只有我们家还住在这里，其他的人都搬到那边去了。母亲说的那边，是指离此几里外的渡口。自从火车从槐庄中间经过，噪声便将乡亲们赶跑了。火车从遥远的北面呼啸而来，村庄便处在惊惶的地动山摇之中，连狗都抱头鼠窜。那些没有拆除的破房子空无一人，比时间还荒芜。
母亲将一张蓝色的毛毯盖到父亲的腿上，然后和哥哥一起将他推进了屋。
黄昏的屋子有点暗了。这是一座普通的院子，中间一排瓦房，两侧各有两间附属房，前面一堵围墙，围墙外是荒废的庄稼地。院子里长满了青草。屋顶上的狗毛草也在迎风飘扬。屋子里有点紊乱，主要是因为堆放皮革的缘故。母亲靠着给皮革厂针织手套赚钱，她早已经拒绝我们的接济，能自给自足了，甚至还经常询问我们兄妹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母亲已经六十岁了，比父亲小九岁。
我们抬头，便看到对面的一条明亮的铁轨和铁轨下面铺满石子的路基，还有沿着铁轨延伸的笔直整齐的澳大利亚桉树。村前原来有一条河，河水泛滥时整个槐庄及附近的农田都成为泽国，现在河不见了，农田也支零破碎，没有了茂密的蕉林，与许多记忆一样，被黑洞吞噬了，因此我对这里感到了陌生和孤独。
妹妹的智力并不好，因为她猜不出父亲到底还能活多久，甚至不知道我们家还有这座房子，尽管她也出生在这里，童年的时候掉到塘里差点淹死。因此，她充满了好奇，除了四处张望，还兴致勃勃地动手拨除院子里的杂草。哥哥首先听到了马的响声，我也闻到了马的气味。
妈妈你没告诉过我家里有一匹马。哥哥说。马在右边尽头的一间房里。这是一间后来加堆上去的房子，原来是一间柴房，也养过猪。现在一匹又老又瘦的马住在这里。它不断地用舌头短着嘴唇上的两三个疮，身上长满了癞，苍蝇肆无忌惮地在它的身上安营扎寨，强盗一般吸着这具干瘪的肌体。妹妹说，妈妈，这匹马快死了。
“是我用从一个屠户手上买回来的。眼看它就要挨刀子了。”母亲欣慰地说，“我也不知道买它回来干什么，它身上没有干活的力气，但我还得天天伺候它，唠叨它。”
“是一匹公马。”妹妹兴奋地叫着。
“是的，”母亲说，“三年了。算是奇迹。”
看上去母亲比这匹马还要苍老得多。从城里回来后，母亲已经在乡下生活十二年了，正好跟父亲在狱里的时间一样长。
“让我看看。”父亲在屋子里喊。
父亲是想看马。母亲生疏地走近父亲，抓住轮椅，试图推动它。但她推不动。我跑过来帮忙。
“让我再试试。”母亲轻轻地推开我的手。
母亲憋足了气，手腕上的青筋像脸上的皱纹一样争先恐后地跳出来，她的右腿顶住地上的一个泥坑，咬紧牙关，使尽了力气，轮椅终于动了。
那匹马将嘴伸向父亲。父亲本能地往后退了退，然后才缓缓地抬起右手，抚摸了一下马的嘴巴。
“这是我的马。老朋友又重逢了。”父亲说。他试着从轮椅上站起来，我和哥哥想帮他，被母亲制止了。
父亲努力了几次，终于依靠双手的支撑，颤巍巍地站住了。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一匹马在奔腾。
“你本来就应该站起来的。”母亲说。这是十二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母亲第一次跟父亲说话。我们都不适应这种状况了。父亲也不知所措，双腿挺起来，双手离开了轮椅，沿着走廊往前走了两三步，在走廊的尽头停下来。这是半年多来父亲第一次离开轮椅行走。
父亲只是虚弱。他做了第三次化疗。肺部出了问题，他却提前获得了自由。
“幸好得了肺癌。”父亲对我们说。
他甚至不愿意继续呆在医院里了。与其被医院医死，倒不如回到老家等死。那么多年了，自从母亲离开他回到这里，父亲就已经再也没有回过。几乎已经忘记这里是他的老家，十九岁前他仍在这里种地，因为懒惰和不谙农活被祖父骂得狗血喷头。
父亲不知道怎样回答母亲。她与父亲已经没有感情。他伤透了她的心。他们离婚好多年了。他们早已经形同陌路。顺便要说的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在父亲入狱的第二年便去向不明，有人说去了北京，也有人在成都见过她。她与我们已经毫无瓜葛。
父亲往走廊的尽头望去，努力寻找昔日的熟悉的东西。
走廊的尽头是一畦荒地。荒地之外是一片废墟，堆放着杂乱的腐梁和瓦砾，一只鸟巢筑在两棵橄榄树中间的枇杷树上。
“好大的废墟。”父亲说。
妹妹在给马喂草。母亲面无表情，随时准备扶住摇摇欲坠的父亲。
暮色骤降。突然一阵急促而巨大的呼啸声往背面扑来，父亲措手不及，被一股并不存在的风带倒，母亲刚好将他的屁股送到轮椅上。
火车经过。一节又一节蓝色的车厢，一张又一张模糊的面孔，快速地驶向南面，很快它将被漫长的隧道吞没，像进入了地狱之门。
“火车不知带走了多少魂魄。”母亲说。
哥哥在一家企业供职，虽然收入不高却是一个大忙人。第二天他便回城里去了，留下我和妹妹。我刚刚失业，又不愿意马上重新找工作。妹妹是不用工作的人，因为她的智力达不到哪怕最轻易的工作的要求。在此之前，哥哥照顾着她，母亲急切地希望她嫁出去，哪怕找一个在农村种地的丈夫，只要待她好就成。如果在十二年前，妹妹的婚事一点也不成问题，不用担心她找不到一家好人家。现在景况有点不同。父亲什么事情也不担心，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了。他知道死神在不远处向他招手。从狱中，到医院，火车上，然后到槐庄，它就在我们的身后。我听得到它断断续续的脚步声，像跟踪而来的密探。父亲也听到了的，他经常要回过头去瞪着它的影子啐口水。
休整后的父亲慢慢恢复了力气，看上去显得精神焕发。每天他总起得很早，似乎是，比马还早。他坐在轮椅上看母亲忙碌。母亲像平常一样，摘菜，喂马，洗衣，生火做饭，将绿豆和咸菜放在墙头上见太阳。父亲好几次想出手相助，都被母亲刻意避开。我从母亲久经风霜的脸上看到了怜惜、悲伤和埋怨。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一天显得异常漫长，父亲能做的便是等待黄昏的来临。
每天黄昏，总有一趟列车经过。每天只有一趟。
黄昏将至，嵯峨的群山披满了金光。开始是我给他注射吗啡，后来是母亲。注射的时候，父亲总要握住母亲颤抖的手，害怕她下手太重。注射后，父亲轻轻地抚慰一下母亲又黑又瘦的手臂，然后说，好了，可以走路了。父亲迫不及待地沿着屋前杂草丛生的小路往铁路那边走去，尽管每走一步都很吃力，磕磕碰碰，气喘吁吁，甚至随时随地都可能摔跟头。旺盛的草帮了他的忙，抓住草他可以独自爬上小坡。
然后沿着铁轨旁边的一条小路往南走。我和妹妹跟随在后面。母亲站在围墙里面踮脚远眺，表情紧张，但一言不发。妹妹，有时候跟不上我们的步伐，或者她会停下来等待火车的到来。她似乎比我们更早地听到火车的声音。铁轨首先传来火车发动机和车厢跑动的轰响，妹妹过早地捂住耳朵，我喊她，她已经陷入惊恐中听不到了，丰满的胸脯耸得更高。父亲没有像我想象那样回过头来，而是一直往前走，比刚才还要急促，仿佛是跟火车赛跑。尽管打了几个趄趔，他都能撑着铁轨站直了。我担心的是，他会掉到铁轨里去。但父亲并不觉得有多危险。
火车首先从妹妹身边经过，然后离着我的身子十公分之距往前狂奔。火车与父亲擦身而过，火车带起的风差点将他吹倒——他的黑色小帽子被风扔到了杂草丛里，父亲无暇顾及这些，全力以赴地站稳。四十二节的火车对他而说过于漫长了。他向火车招了招手，火车上的乘客对他根本不屑一顾，甚至没有谁看他一眼。他觉得火车以及火车里的人太过于傲慢，轻蔑他了，他朝火车嚷了一声：
“去死吧！”
这是我们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最粗野的一句。火车消失地隧道尽头。一切恢复了宁静。妹妹终于愿意放下捂耳朵的双手，向我们跑来。妹妹脸色腊黄，显然是受了惊吓的后遗症。父亲向她吼叫：“你害怕什么？”实际上，父亲的双腿也还在微微颤抖。妹妹可怜而茫然地站住了，不知所措，像一头无知的母驴。
“你们站着干什么？”父亲对我们吼道，“你们去把马给我牵来！”
我也不知所措。三个人在铁轨的边上僵持着。暮色从天而降。
第二天黄昏。父亲牵着马来到铁轨旁边。马并不愿意靠近铁轨。妹妹在马屁股后面拍打并吆喝着，让马知道没有退路。父亲让马站住，然后绕着它端详着。父亲是在掂量着是否能骑到马的身上去。他犹豫不决。火车却如期而至。排山倒海的轰鸣使马感到惊惧，在火车经过身边之前它便从斜坡逃之夭夭。
“它哪里是马，简直就是一只老鼠。”父亲失望地说，“你妈怎么养了一只老鼠！”
妹妹去追赶逃跑的马。马逃进一座荒废的房子里去。我记得原来这是地主庞四住过的大房子，后来分给了十几户人家，现在已经崩塌得像经历了一场震灾。
父亲还在嘟嚷着，既埋怨又懊悔。火车要第二天才来。第二天比一年还要漫长。
此时从铁路那边过来一个妇人。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