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广西玉林是一个文学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里诞生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林白，那里有著名的诗歌社团“漆沙龙”诗社。朱山坡也经受着玉林山水文化和“鬼门关”文化的滋养，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坛势头最猛也最具实力的青年小说家之一。朱山坡短短几年间发表了四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主流的大型文学期刊开辟了自己的地盘。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朱山坡在2005年之前主攻的是诗歌创作，其诗既有坚韧的质感，又不乏浪漫主义气息。而如若研究他的小说创作，我们不能不结合作者前期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积累。朱山坡小说既显示出隐忍的质地，原始而粗粝，昏暗而怪诞，又不乏浪漫的想象与诗意的叙述。在我看来，小说中这种多元审美特质与作者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朱山坡的诗歌写作实践所造就的艺术感觉，使他的小说常常显示出惊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主要表现在，他擅长编织出人意外的奇特故事，营造陌生化的小说情境。除了不羁的艺术想象力，朱山坡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艺术形式的苦心经营上，他的小说总能以绝妙的叙述视角去观察生活，打量亲情伦理，洞悉人间生死，思索生命之奥秘。
朱山坡是继鬼子之后最专注于苦难书写的广西作家。他说：“关注底层，透视苦难，是我小说创作的理想。但底层太过庞大，苦难太过丰富，对我而言，知道得太多，而能表达的太少。”[1]这段话使我看到朱山坡作为一个作家所表现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朱山坡不会作秀，不鹜虚名，更不愿刻意地去表现自己，以获取文坛的地位。他远离文坛的喧嚣与轻浮，在自己的文学领地默默耕耘，是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者。
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绝不会放弃他对时代的关切和对现实的介入。就其前期创作来看，朱山坡显然属于那种“介入型”作家。他密切关注现实，体察社会动态，试图把握时代人心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朱山坡不仅是一个诗人，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悟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叙事中，他能以整体性视野穿透历史与现实，照亮那些昆德拉所说的“存在地图”。朱山坡的“米庄”系列小说致力于对我们这个时代本质的探讨。小说鲜明的时代感集中体现在，作者对现代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层变革作出的颇具个性化的思考。如果把朱山坡的小说纳入现代性语境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文本内部的张力所凸显的现代性焦虑。朱山坡来自农村，他说：“农村是我的乡土，是我心灵的故乡”。在写作中，他对那个“神圣的领地”——“米庄”倾注了浓厚的热情，“米庄”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就像鲁迅笔下的“未庄”，落后、愚昧、麻木，但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的文化象征，“米庄”与阿Q生活的“未庄”却又迥然有别，与时下传说中的“新农村”也相去甚远。“米庄”的现实基本上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缩影，可贵的是，朱山坡没有把他对中国乡土的表述局限在一个闭塞的乡村，也不愿抒发多少对传统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而是为真切地呈现“米庄世界”设置了一个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参照对象——“高州”，这使他的叙事得以在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从容地展开，构成城乡文化叙事的艺术张力，从而满足他阐释现代性焦虑的审美需求。正如作者所言，“我试图把一座村庄和一座城市建立某种联系，让他们产生冲突和戏剧性。高州之于米庄，米庄之于高州，在时空上有时很近，有时却很远；里面存在着主从和支配关系，有时关系紧张，有时关系缓和，有时关系是物质的，有时关系是精神的，纠缠不清。”[2]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象征符号，“米庄”与“高州”既互相对峙又彼此相连。对峙主要源自现代性内在的深层矛盾。城市现代性对乡土的不断入侵所导致的颓败的乡村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朱山坡对精神原乡的朝圣意愿，他因此不得不放弃那种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而乡土面对“他者”的入侵所展现的挣扎和无奈，在精神上与现代性构成某种对抗性张力。米庄人面对城市的疯狂掠夺显得束手无策，根本无法拒绝甚至也无力去抵制现代性市场规则所带来的对他们生存空间的挤压和破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尽管农民试图以最大的努力去适应由现代化市场化所决定的游戏规则，以达到求生存求幸福的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往往并不是幸福的获得和理想的实现，而是陷入一种欲哭无泪的绝望状态和悖论性生存困境。就乡土小说创作而言，一方面，朱山坡意识到，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农业社会发生的变局是极其残酷的。在这个阶段，农村承担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乡土被迫承受时代变革所带来的阵痛。作者说：“他们的期待、波折、无奈和绝望时刻闪烁在各自的瞳孔里，让你看上去揪心并产生怜悯。”[3]但另一方面，对于苦难，朱山坡却并不完全持同情的叙事立场，他的叙述语调是冷峻的，而这种冷峻的背后却分明透着一种自信。因为朱山坡洞察到中国乡村经受的阵痛，是现代性逐步渗透的必然产物。而当前中国的乡土叙事对此似乎关注甚少，这也是很多乡土小说家对现代性缺乏反思的地方。这种立场，也许是朱山坡在经过艰难的蜕变和自我冲突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他能沉静地去观察现代性对中国乡村文化生态的影响，并由此进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思考。
从整体上看，“米庄”系列写得很悲凉，甚至很残酷，朱山坡对人性和世界充满了怀疑，叙事色调在悲观中透着忧愤。然而从中篇小说《跟宏大告别》开始，朱山坡的小说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变得从容淡定，他试图以豁达包容的精神姿态重新审视乡村伦理，而这种精神视界的拓展，有力地“拯救了朱山坡在《我的叔叔于力》之后系列小说对善的绝望”[4]。这篇小说在扎根精神原乡的叙事中，展现了人在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和心底留存的善良本性之间的深刻冲突。经过一段时间的叙事训练和艺术积累，朱山坡似乎发现了他的某种偏执。人性本不必那样黑暗，生活也不必那样沉重，在绝望的缝隙中也能看到一线的生机。于是，朱山坡告别了以往过于悲观的心态，现在他要在悲凉的乡土中注入一些温度和亮度。
2008年对朱山坡的创作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界碑，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的发表，使朱山坡的小说创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成为他创作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每天夜晚都要发出撕裂人心的叫喊，但这种致命的叫喊绝不是无意识的行为，而是出于一种精神记忆的召唤。在小说的开篇，老人不断地呼喊着前妻的名字，这种“招魂”式的个体行为却殃及到整个村庄的人。于是，大家都不得安宁。老人的生命以及整个村庄的文化生态因此而失去平衡。为了生存，远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当然是照顾不暇，便只能雇了一个女人陪伴老人。女人的到来，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老人失踪多年的前妻的精神替身。正是一种神秘的精神纽带使老人的生命重焕光彩，同时整个村庄也恢复了静谧与安详。这个作品所显示的超越性，在我看来，还不仅在于它昭示了一种精神性写作的范式，更见作者功力的是，小说在整个叙事中契入了生命哲学的思考，使作品在生命变奏和精神裂变中升腾出形而上的意蕴。从个体生命轨迹看，老人的生命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平衡（叫喊）——平衡（精神维系）——否定的平衡（死）。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看，女人、老人和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维系着一种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小说通过三个文化符号的拆解与重组，生命图景变得意味深长起来，精神场景由此得以渐次敞开。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并未拘囿于一个老人的传奇性叙述，也不仅仅是关于老人记忆中的一次精神回访，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文本从文化符号的链条中照见了生命的平衡感与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很显然，这种抽象观念的寓言化表达，使作者的审美思考进入一个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