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鸟失踪》（《天涯》2009年第3期）和中篇小说《败坏母亲声誉的人》（《钟山》2010年第1期）是朱山坡的最新作品。从这两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山坡试图不断寻求自我超越的勃勃雄心。《鸟失踪》的篇幅很短，寥寥数言，竟能托起一个相当宏大的思考，这又足以显示了朱山坡的叙事功力。父亲嗜鸟如命，甚至把它当作另一个儿子看待，尽管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暗示了父亲确实还有另一个儿子，战死越南，客死他乡。但这并不重要，小说的叙述重心不是讲述一个寻亲的故事，而是思考人与自然如何才能达成和谐与共生，或者说小说主题的核心指向是对生命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深层思索。小说中的那只八哥简直就是一只神鸟，父亲对它的痴迷与热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鸟的亲近和依恋，以及生存互动的默契，使父亲暂时戒除了酗酒、好赌、嫖妓、懒惰等恶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和母亲对父亲实施的拯救。父亲在表面上看似恢复了平静，但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平衡状态——否定的平衡。因为，父亲对鸟的痴迷是极端的、疯狂的，这种极端和疯狂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从编织鸟巢，到森林共眠，再到鸟失踪后父亲对鸟的苦苦寻觅，以至于父亲后来也失踪了。鸟的失踪意味着自然生灵对人类的离弃。这直接导致父亲的生命再度丧失平衡。这就是《鸟失踪》昭示出的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神秘联系。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别具匠心，一条线是父亲和鸟的共生经验，作者以此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另一条线是“我”和母亲对父亲的拯救，以及“我”联合村民对失踪父亲的寻找。一方面，尽管鸟的出现在客观上拯救了父亲，改变了父亲的不良嗜好，但同时鸟的失踪也使父亲的生命陷入了困顿，并直接导致了家庭乃至整个山庄的焦虑、纷乱与无序。另一方面，父亲对鸟的痴迷和寻找，不仅隐喻了人类回归自然的生存理想，也暗含着作家对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失衡状况的深层忧虑。而“我”及母亲和山民对父亲的寻找，在客观上也就成了整个人类的寻找，而这种寻找某种意义上是作者抽象的宏大意愿的一种象征化传达。
如果说《鸟失踪》以父亲的行动作为隐喻，表达作者对未来人文生态环境的焦虑，那么《败坏母亲声誉的人》则把母亲作为主角推向前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跟着感觉走”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小说中，作者把审美视点从宏观文化生态的关注转向内在文化伦理的拷问。一般而言，母亲的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大都是伟大的、神圣的（《金锁记》《玫瑰门》等作品中极少数的变态型母亲除外）。即使是如莫言这样极具反叛精神的作家，其小说中的母亲一般也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往往呈现出宽大、无私、坚毅的精神形象。关于母亲的叙述，《欢乐》的遭遇具有代表性。这部不到八万字的作品问世之后遭到评论界的猛烈抨击，他们的理由是莫言用跳蚤亵渎了母亲的神圣，进而把莫言的“母亲”强行地贴上公共母亲的标签。事实上，这类批评言论是对《欢乐》的一种误读。在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中，母亲的形象是崇高的、坚毅的，神性依然存在。因为在这个小说中，莫言讲述的是一个“正在倒塌的形象”，“一个衰落了的母亲”。这种解读基于作家的叙述方式。莫言的非同凡响之处体现在小说的叙述上（叙述者即小说中母亲的儿子），正如余华所言，《欢乐》通过叙述者“用强壮的声音来讲述软弱的力量。”[5]在朱山坡的叙事中，叙述者也是小说中母亲的儿子，在“我”的叙述中，母亲的形象虽不如《欢乐》中那样显得触目惊心，但母性的光环被层层剥落，因为作者强调的是作为女性最为根本的欲望需求。我以为，与其说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母亲，倒不如说她是一个决绝的个性主义者。母亲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也不理睬“我”的哀求，只听凭欲望之神的牵引，便执意嫁给了“一条疯狗”。为此，这位母亲付出了极大代价，小说中写到：“母亲跟着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生活了二十年，饱经风霜，受尽屈辱，现在已经白发苍苍，没有一点从米庄出走前的威严、傲慢和霸气，变得谦卑、谨慎和低微,跟大街小巷上捡拾垃圾的老太婆毫无二致。”尽管小说所呈现的一个母亲的情感沧桑，已足以让我们获得一次新的阅读经验，但在我看来，更能显示作者叙事才华的，并非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小说所采用的叙事视角——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故事。这种视角的选择，不仅突显了小说的形式感，也使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空间得以增值。“我”与女主人公的关系（母子关系）很特殊，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那种基于人性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的人物关系设置，很容易使我想到鲁迅在他很多小说中所采用的结构模式：看/被看。然而朱山坡在这里无意探讨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而是想借此结构模式来呈现一种新的文化伦理。正是因为小说以儿子的视角去打量母亲的情感经验，小说的意义空间才变得复杂和丰富起来。我想，对这部小说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叙述形式才是最有效的。作者通过“看”与“被看”的模式置换了我们许多旧有观念，彻底颠覆了既有文学对“母亲”的文化想象。
从“米庄”系列到《和范宏大告别》，再到《陪夜的女人.》、《鸟失踪》、《败坏母亲声誉的人》等重要作品，朱山坡小说的叙事风格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对现代性的思考，到对现实苦难与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文化伦理的质疑与重建，审美视点的转移和精神向度的变化，使他的写作路子向着更为宽广的艺术空间延伸。客观地说，朱山坡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个性，但对他未来的创作作出某种判定还为时尚早，其中充满变数。当然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并非是对旧有叙事框架和体系的彻底否定。从他的创作历程看，无论怎样变化，那些非常个人化的艺术特质依然保留在他的叙事中，比如，小说的叙述语调延续着一贯的冷静、尖锐和不动声色，作者保持着良好的叙事素质和写作心态；在叙事中依然执拗地贯穿着极具诗意化的文学想象，相较于当下文学整体上艺术想象显得滞重有余而轻盈不足的现状，这种轻灵的诗性特质就显得尤为可贵。朱山坡认为，小说家要有诗人一样丰富和大胆的想象力，让小说也带上诗意。他的才情也在于此。朱山坡很多小说在整体上都洋溢着诗的意境。而这种诗境的生成又得益于意象、隐喻、象征和陌生化等现代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这些修辞的引入不仅增大了小说语言的艺术张力，也为叙事的审美升华提供了有力的形式支撑。朱山坡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地寻求超越，他的小说创作确实值得期待。作为研究者，我希望他的写作能够不断穿越尘俗喧嚣的消费主义时代，避开物欲的新意识形态的遮蔽，抵达那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属地。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属地应该有所附丽，它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随意转换的战场，而是作家写作持续向前迈进所依凭的精神根据地。有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贡多，有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朱山坡的艺术世界里，“米庄”就是他写作意义上的精神根据地。那里暗藏着故事生长的重重玄机，或许，在某个偶然的时刻，朱山坡一旦开启某个叙事机关，他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传奇。尽管朱山坡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已走得很远，并以大量的优秀之作显示出斐然的成就，但我还是要提醒他，不要轻易离开那个出征的初始之地——那个充溢着审美潜能的“米庄”，就像沈从文不愿抛弃那个蕴藏着诗意的湘西世界一样。
注释：
[1]、[3]朱山坡：《我所能表达的世界》，载《花城》2005年第6期。
[2]孤云，朱山坡：《不是美丽和忧伤，而是苦难与哀怨》，载《花城》2005年第6期。
[4]张燕玲：《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5]余华：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