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近900页的《2666》重如人生也轻如人生。2003年去世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在语言的雕琢上是个百年一遇的天才，而极度的敏感是他写作与生活的全部原因和借口。《2666》的故事格局并不宏伟，情节本身波澜不惊，悬念设置漫不经心且多半没有解答，然而，细节与情感却饱满到要溢出，波拉尼奥诗意绵延的句子好似决堤。
这是部无限忧伤的小说，来自一个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垂死之人。我们要谈到死亡，因为，《2666》与波拉尼奥此前的作品——如《荒野侦探》（The Savage Detectives）或者《遥远之星》（Distant Star）——区别在于情绪意欲逃离的对象。这对象，在波拉尼奥小说写作的第一个五年里，是内心不可抑制的极端与疯狂，在第二个五年里是内心本身的破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两难境地：波拉尼奥是个最容易又最不容易解读的作家。因为他的一切都裸露在句子里。在这样一部发挥空间巨大的长篇小说里，他没有试图设计博尔赫斯式的高智力迷宫，或者依赖捉摸不定的隐喻。《2666》由五个可各自独立成书的部分组成，五个故事之间的联系也只能用平淡无奇来形容——它们多多少少都与一个叫圣特丽莎的墨西哥小城有关。事实上，在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里，拒绝过度的情节交错、多视角叙事或者“互文”的设计感，反而需要一种只有少数作家才有的定力。这种类型的叙事往往会陷入诸如迈克.康宁汉姆（Michael Cunningham） 的《时时刻刻》（The Hours）那种套路。在《2666》里，波拉尼奥的宏大雄心与结构的关系，小于他对句子的迷恋。“波拉尼奥式”——假如我们要定义，是用延绵的句子和人生的细琐来填补刻意为之的巨大留白。五个故事里充满被拉长的长镜头特写，背景里的人与事和前景里的同样重要，同样被描写到极致却依然模糊。
整本书有一个让人无法抗拒想去寻找答案的秘密，那就是为什么它叫《2666》。在波拉尼奥此前的小说《符咒》（Amulet）里，这个答案在又不在。数字出现在这样一段话里：
格列罗路在夜里的这个时间，比起一条马路来说更像墓地，不是1974年或者
1968年的墓地，也不是1975年的，而更像是2666年的墓地，被遗忘的墓地，在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从未出生的孩子眼皮底下，浸泡在一只眼睛毫无感情的液体里，如此用力地试图遗忘一件事，却最终忘记了所有事。
可以说《2666》便是这样一种遗忘。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遗忘？波拉尼奥给你的是这样撕扯自身的句子，里面包含着异常强烈却又转瞬即逝的感情碎片。更令人信服的观点也许是，2666只是一个数字，一个与死亡一样让人不解的数字。“圣特丽莎大学好像一个忽然开始思考的墓地，却什么也想不出来。”
— 死亡如脱缰之马—
《2666》漂浮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如果说在波拉尼奥此前的小说里游离着生命终极的苍凉与无能，那么至少生命本身是可控的，无论失败的可能如何接近必然。但在这部最后的小说里，死亡好像脱缰之马，可见但不可控，遥远又可能随时奔到眼前。更何况，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匹死亡之马，而是多条互相交错的足迹。
波拉尼奥热衷于繁复甚至反复的细节堆砌，他习惯于把人物与故事宛如橡皮泥般掰开，以不同顺序排列。这种切分总是很随意，切成的并非一块块追求重逢的拼图，而是大小不等、软绵绵、具有粘连弹性与不确定性的物体，从一块里扯下一段，可以自然揉入另一块里，也可以自成一体。一排排用来分隔叙事段落的星号在波拉尼奥小说里非常重要，叙事于他而言，是一种不规则、不完整、从各个方向同时着手的堆砌，在最终的形状确定之前，没有人知道作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最终的形状本身也不能给你答案，除了这过程本身的虚无。每一个最终的形状都是死亡。
脱缰之马跑丢的地方总有另一匹马出现。小说的第四部分“关于谋杀的部分”独立成书也许更为妥当。这300多页的部分里堆满了死亡的细节：每一个被谋杀的女人死去时的穿着、死因（头颅骨折、胸膛穿破）、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如何被发现、是否有人认领、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如果有的话）、职业、男友、父母，等等。这部分的写法，是他另一部震撼文坛的长篇小说《荒野侦探》的再现，只是情节要残酷血腥得多。但波拉尼奥对死亡的残酷完全没有兴趣。如果死亡是2666，那么1993年到1997年发生的这一串连环谋杀案就像对虚无的冷静阐释。这个部分充斥的不是死亡的意义，而是死亡的无意义。
如果说《荒野侦探》里的寻找与探索只是人生，《2666》的第四部分，则是波拉尼奥对“侦探”这个他一直执迷的概念所做的最清晰的写作实验。波拉尼奥多次提起自己最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侦探。《2666》出版以前，也许很多人以为他的意思是文学上的，却不知道他的这个说法非常字面。在“关于谋杀的部分”里，对被杀女子案例的描述是警方笔录式的白描，总是以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成组成堆地一起出现。这些白描细节之丰腴，所花的笔墨之呕心沥血，有时持续几页之久。但被糅在其间的叙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关于谋杀的故事”里迂回的不是鬼魂，不是恐惧，而是像克劳斯.哈斯（被冤屈的连环谋杀案嫌犯）在监狱里说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所有人都知道谁是凶手，但没有人肯说一句话，甚至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有答案与没有答案，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甚至，知道答案比不知道更糟糕。
《2666》里有两种人物：被死亡之马拖在身后的，被死亡之马遗忘在茫茫之中的。在监狱里用自己的方式追逐真相的克劳斯.哈斯是后者，也可能因此更具有波拉尼奥式的悲剧性。这悲剧性是最终极的无能，跑得再快也无法追上的无能，波拉尼奥眼里拉丁美洲式的无能——“一个非常拉美的经验，就是永远在漫长而无助的等待当中，无论开始的时候还是结束的时候都无人理睬”。所以在整个故事里，最接近这起连环谋杀案真相的人出现在故事的最后，在私家侦探的调查过程当中毫不相关地患病死去，这丝毫也不让人惊讶。结局，在波拉尼奥的故事里总是最刻意地潦草。
奥斯卡·阿玛尔非塔诺是前者。《2666》的第二部分“关于阿玛尔非塔诺的部分”，是波拉尼奥与死亡的另一种搏斗。鬼魂出现了，灵魂出窍了，理智的散失是死亡的前奏，也是另一种生命早到的开始。阿玛尔非塔诺的死神是他自己，一匹脱缰之马将他拖在身后，俨然失控，但这失控是“幸福的”——“我要发疯了”，他想，“但我感觉很好”、“这些疯狂的想法……把混乱变成了秩序，虽然损失的是我们通常叫做理智的东西。”
阿玛尔非塔诺—圣特丽莎大学新来的教授，智利人，与这个城市里的连环谋杀案距离最远，与死亡的关系却最近。这个部分里，波拉尼奥得以糅入细腻与诗意。阿玛尔非塔诺的疯狂是圣特丽莎的疯狂，也是思想与文学的疯狂，或者疯狂的反面——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这是波拉尼奥在阿玛尔非塔诺身上画下的符咒。死亡是结束还是开始，或者只是一个逗号，甚至是极乐的逗号？
像波拉尼奥此前小说里的阿杜罗.贝拉诺一样，阿玛尔非塔诺是《2666》里的波拉尼奥，这点几乎毋庸置疑。阿玛尔非塔诺在帮助波拉尼奥面对死亡，面对“2666”。但这不是答案。就像波拉尼奥在这一部分里的符号学尝试，或者对杜尚的重塑，都是未完成的碎片，没有结论的实验。面对死亡，只有时间是武器。“关于阿玛尔非塔诺的部分”与之后的“关于命运的部分”有紧密的联系——第三部分的一开始就是死亡。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昆西·威廉姆斯（或者奥斯卡·“命运”，他的另一个名字）是波拉尼奥小说里甚少出现的北美人，北美黑人。母亲死去后，前往奔丧的“命运”进入了沉重的中年危机，他随后面临的是一次虚幻的圣特丽莎之旅。主人公名字里的隐喻一目了然，波拉尼奥用这个人物追逐结局。这个来自纽约黑人区哈莱姆的记者要去那里采访一场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的拳击比赛，整个部分里充满了他自我怀疑的内心活动—生命的虚无，身份的疏离，漂泊的迷惘，对“为什么我在这里”这个问题失败的破解反反复复，而更多的是一切之终极的无谓。“有用”——或者反义词“无用”，反复出现在这个章节，北美洲的实用主义在墨西哥的荒谬里变得难以吞咽，直到“命运”遇到了阿玛尔非塔诺的女儿罗萨——“命运”必须从被死神缠绕的阿玛尔非塔诺与圣特丽莎那里拯救她，也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