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的一生是个传奇，他终身从事码头搬运工作，直至退休。
他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但他仍喜欢码头搬运工作，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在那个环境中获得启发。因此，他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longshoreman philosopher）。
霍弗都是利用工余时间写作，一生写出超过10本作品，《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是他第一本书，1951年出版后即被誉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其风格犹如16世纪散文家蒙田。《纽约客》则将其与17世纪的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相比拟。其他的批评家也盛赞这本书的冷隽机智与一针见血的比喻。至今，其名言佳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此书在初版的短期内即销售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当时许多大学政治系必读之书。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大量买来送人，并公开引用他的文字。（不过霍弗对此举却说：“这表示每个小孩都念得懂这本书。”）
关于《狂热分子》这本书，我们可以从它的原书名《忠实信徒：论群众运动的特质》（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谈起。副题清楚说明，此书的主旨是分析群众运动的特质。对“群众运动”一词，霍弗采取最广义的理解，举凡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无所不包，所以你看到他用来举证和议论的例子包括了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早期的伊斯兰教、初期的基督宗教、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法国大革命、太平天国、印度独立运动、犹太复国运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正因为采取这种宏观视野，霍弗可以发别人所未发，把极纷纭的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正如他在本书卷首开宗明义说的：“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不管那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我并不是要主张这些运动都一模一样，而只是想指出，它们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让它们长得像一家人。”
但何谓“忠实信徒”？就是指作为群众运动的中坚的追随者。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的信仰、主义绝对正确，而其他人的信仰、主义则绝对错误。很多群众运动摧枯拉朽的力量，正是来自其追随者这种确定不移的信仰。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力量亦是源自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而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
但什么人比较容易成为狂热的“忠实信徒”？群众运动一般是通过哪些方法让人成为“忠实信徒”？“忠实信徒”除狂热以外，又会表现出什么其他心理倾向？这些，都是《狂热分子》着力剖析的重点。
霍弗会思索狂热分子和群众运动的题材并不奇怪。20世纪前半叶就是一个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前有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后有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过，令他终身不懈思索这个课题的，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他大半辈子都是和那些最适合当狂热分子的畸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群众运动的思考，大都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
要说霍弗探讨群众运动，还不如说他在探讨人性。如他在书中所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愈作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们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
霍弗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其心态犹如少年人，都是一种无着落，前途茫茫，为了生存，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态同质。人不癫狂枉少年，其实都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
霍弗也观察到，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忙投入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
由于与劳工生活在一起，霍弗发现美国一般的劳动群众是相当优秀的，他认为美国是由占总人口数60％的劳动民众所创造的，但是他从未看过有哪一本书谈过他们。他对于当时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反而不信任。
霍弗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对“忠实信徒”的动机和心理有一些认识。“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忠实信徒”无处不在，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
《狂热分子》这本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之所以风行半个多世纪，对理解今日世界的处境仍然贴切适用，是否正因为人们失去了自我，使得历史一再重演？
霍弗1902年出生于纽约市，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父亲从事木工。7岁那一年，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一是母亲逝世，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因为这件苦难，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
15岁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天8到10个钟头——部分原因是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他这种阅读的热忱，终身不辍。
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在三年之间，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书店的主人对植物学很感兴趣，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
不过，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父亲说过一句话：“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我怎么办？”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他喜欢读小说，从小说里，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知识，如法国的鹅肝酱、闺房和有香槟酒的早餐，等等。
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他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玛尔莎曾说，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他应该也活不过40岁。那一年他18岁，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亲留下约300美元，他便决心到加州去，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在贫民区下车，一住十年。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
起初霍弗只是读书，什么都不做。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便到处打零工果腹。28岁那一年，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被他吐了出来。
这事件结束了他在贫民区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因而决定离开洛杉矶。
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本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矶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