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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韩非子

发布: 2012-1-19 22:33 | 作者: 周泽雄



        韩非先生
        写信前,我踌蹰再三。起初,我为使用何种文体犯过难。我想,为了顺应您的时代性,我是否该采用那种让我勉为其难的古典语言。不过我马上找到了放弃的理由,决定悉采今语,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方面固然是便于藏拙,另一方面却也是遵照您的指点,免遭“守株”之讥。您的名言是:“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用今语来说,您是“与时俱进”的先驱和楷模。既如此,我就不必在尺牍格式、书札礼仪上过于拘泥了。再则,以您之绝顶聪明,辅以冥界的穿越神功,理解这封词浅意直的小札,原非难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横遭不测的命运,敬表悼念。我听说,您死于同学李斯递上的一杯毒药。这种与君主意志相关的毒药,会制造一种介乎自杀他杀之间的死亡,也许,把它理解成最温和的谋杀,更准确些。当然,官方常用语“赐死”,亦已道尽此中真义。人死不可复生,您的人生观里又无天堂、来世之念,我纵想安慰,也无从着手,我只是告诉您,较之您惨遭“枝解”“车裂”的同道先驱吴起和商鞅(在大作中,我注意到您多次道及二位死状),您的结局不算最糟,您的同学、秦之丞相李斯先生日后死得更惨,他被大宦官赵高腰斩于市。此前,在您未曾听说的万里之外,有位伟大的哲人,同样死于一杯毒酒,他叫苏格拉底。当然,这对您也算不上安慰,恕我直言,以您之卓绝才智,您原本有望接近他曾达到的高度,但您最终错过了,导致你们俩的唯一共同点,只剩下那点杯中物了。这话且搁下,容后再表。
        虽然我可以方便地读到您的著作,但由于其中欠缺身世遭际方面的描述(感喟性文字,倒相当丰富),对您的生平,我只能借助司马迁的描述,以及《战国策》里那点语焉不详的文字。和您一样,后您百余年的司马迁也是千年一遇的天才,他的专长是史学;您未能读到他的杰作《史记》,真是憾事。您大概想知道他是如何为您立传的吧?文字不多,但信息量极大,包孕无穷。这也是司马迁文字的主要特色,对于您的特征,他只提及了一个生理缺陷:口吃。您不必介意,作者提及此事,并非出于寻常史家揭人隐私的爱好,而是将此视为您悲剧人生的一大重要关节。至于他闲闲落笔地提及李斯曾“自以为不如非”一事,是否暗示了那杯毒药缘于秦相的忌妒,我未敢断言。若能起您于地下,您当另有话说。在大作中,妒忌也是您有所留意的心理现象。
        据司马迁相告,您并不像芸芸时贤那样,有着足可夸耀的事功。您贵为韩国公子,曾屡屡向韩王献计上策,惜乎无一计获采。借助您的杰作《说难》《孤愤》,您向时人和后人传达出一派怆烈无边的孤苦心绪,读来极为动容,但由此我们也获悉,除了退而著书,您并无他事值得缕述。您不善言辞的致命天性,妨碍您从事当时炙手可热的职业:纵横家。——当然,您曾对该种职业的从事者表达了鄙夷和有你没我的决心。说到沙场征伐,似乎无人能想象您的骁勇,您在攻城掠地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您和李斯同为大儒荀子的学生,但您是否有过升帐授徒之举,我不得而知,您可曾娶妻生子,司马迁亦无片言述及。在那个被您概括为“争于气力”的乱世,您仅凭一件看上去最为悠闲的活计——闭门著书——就引发一场国家间的战争,着实让人震惊。您日后将会面对的那个君主,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千古一帝”的威名仍然赫赫高悬。当年,秦王因为某个机缘——是否与一桩间谍案有关?——读到大作,发出了一声与您的才华、心志最为般配的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接下来的举动,在古今求贤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那是一种连“求贤若渴”都不足以概括的超常行为:为了得到您,他向贵国发动了战争。
        他如愿了,您呢?作为韩国公子,您对祖国的态度与那些奉行“良禽择木而栖”的纵横家大有不同,与楚国先贤屈原倒有几分相似。但是,韩国最为积弱的国力与韩王相对昏聩的能力,无助于您施展旷古绝今的抱负,则是必然的;韩国与强秦地理位置最近这个事实,意味着它最可能首当其冲地遭到鲸吞。您命定的纠结在于,您的思想只有依赖那个特定的人主,才有望横绝四海,而那位人主——秦王嬴政,恰恰最可能给贵国带来灭顶之灾。您的人生抱负与情感归宿,宿命地指向相反。秦王一统天下的伟略,只有先把贵国的城楼踩在脚下,才有望继续下一步,而您见到秦王后的第一道奏议,竟然要求他“存韩”。可以想见,即使您因为口吃而大打折扣的谈吐言动没有令秦王失望,您这道奏议,也够让他扫兴了。于是,恰在您有望大展宏图的那一刻,您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种子。
        现在继续向您汇报司马迁的写法。他为您写的传记,总共不过1600来字,其中逾五分之四篇幅,全文抄录您的名作《说难》。这当然不是史传的规范写法,与司马迁在它处的写法也不相合。何以故?无他,司马迁以其天赋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您最大的悲剧点,并重点加以渲染。您的人生使命和精神抱负,专在向君主陈计献策,您又深知言说的种种利害奥妙,最终,您仍因自己的不当言说而遽赴黄泉。惜墨如金的司马迁,遂不避重复,两次感叹道:“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我们知道,在如何善待各类人才方面,您的生死冤家李斯,曾借助一篇理实气畅的名文《谏逐客书》,帮助秦王刷新了认识。根据这份认识,结合秦王对您文字有过的好感,尤其结合韩国与秦国悬殊的国力对比,要说秦王非要置您于死地,恐不无勉强。当然,即使从您的眼光看,所谓君主,也就是有权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有权三心二意、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人,用寻常的处事逻辑来考察普通人或许有用,施诸“威加海内”的君王,则过于天真。为此,我必须为秦王做出任何怪诞举动的可能性,留足余地。另外,李斯与您的关系,是否真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已有资料亦不足信。司马迁还提及了另一个人:姚贾。您的事,他似乎难脱干系,但罅隙究竟因何而起,资料仍付阙如。大略而言,姚贾的纵横家特色,在您著名的“五蠹”分类里,倒是属于必除之人。退一步说,即使姚贾仅仅从大作里感受到了水火不容的敌意,并决定先下手为强,逻辑上也说得通。他当然可以推测,一旦秦王对您言听计从,留给他的人生选项,就只有在枝解、车裂或腰斩里任选其一了,连“毒药”的待遇都未必轮得上。人命关天,死生为大,他为此做出任何对您不利的事,都不足为怪。另外,留意您观点的读者也会发现,对您的不幸横死最有预见、最不会惊讶的,正是阁下本人。
        如此,就得面对您的奇异学说了。韩非先生,您的学说并不复杂。在大作中,您曾两次提及《诗》里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依我愚见,您的态度是更进一层,主张一种“悠悠万姓,莫非王资”的帝王学。“王资”一词是您发明的吧?在《五蠹》中,您如此描述心目中的理想国:“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再结合您创造的“五蠹”“八奸”论,您的观点实际上异常简单,就像后人曾毫不犹豫地假定“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那样,您也毫不含糊地假定:世界因为“人主”而存在,人主的统治欲望,既是世界的存在依据,也是人间的秩序法则。围绕这个前提,您把一切不利于人主统治的因素,无论知识层面的思想学术,还是道德层面的忠贞廉耻,都视为多余。在您“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的论述中,您极为麻利地把庶民百姓都视为帝王的私家资产和私人工具了。所谓“俱尽其力”,改成“俱尽其畜力”,无疑更贴合您的定位:除了让他们像骡子般为“人主”尽力外,您不认为这些“细民”还有任何属于个体的存在价值及人生意义。为了完成这个学说,最终您不得不把除人主之外的所有人(即“贤不肖”),贬低并得罪个精光。首当其冲的是被您界定为“以文犯法”的儒生及“谈言者”纵横家,以下依次是“以武犯禁”的侠客、借依附贵族来逃避兵役的“患御者”及大量工商之民。在您视民众为“耕战”工具的既定认识里,这些人仅仅因为不能直接效命于“耕战”而被您定性为“邦之蠹”。您对人主的号召是:把他们都干掉吧。还包括“八奸”,“八奸”是您对“五蠹”的扩大化认识。伴随着这声号召,您也对仁义、智慧、贞信诸价值观下了驱逐令。不必说,在您的观点里,“愚民术”位居冲要之地,虽然秦王实施“焚书坑儒”时您已不在人间,但这个举措分明是对贵学说的遵奉和贯彻,同样,后人虽然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倡者归在汉儒董仲舒名下,但其操作思路源自阁下,并无疑义。区别仅在于,您欲尊崇者,并非“儒术”而已。
        贵主张的荒谬性,窃以为一目了然,其操作可能性,亦仅维系一人之身——那个被您认定具有“逆鳞”的人。您的学说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一位贪婪君主的潜能,借助这份潜能,您实际上仰仗了一种理论上趋于无限的恐怖力量。任何一个有资格以“朕”自称的家伙,都可能被您的说法引逗得蠢血沸腾、心花怒放,就像秦王乍睹大作时那样。他乐呵地发现,您让他用“一而固”的严酷法律对待他人时,附带的条件只有一个:让他本人成为例外。人主非但没有遵守法纪、自我约束的义务,相反,您怂恿他玩弄权术。
        除却这个,使贵学说得以施展腾挪的另一个原因,则与阁下超凡的思辨强力有关。不过在此之前,我且宕开一笔,说说您同样突出的治学态度。我百思不解的是,您的学说虽然具有违拗人性的特点,您对待学说的态度,却焕发着真理追求者的赤诚,仿佛您正在从事一项超功利的学术研究。您以“法术之士”自命,同时也看出了自己与“当涂之人”间“势不两立”的冲突,您认定自己操“五不胜之势”,为此还预言了日后“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的命运(我再冒昧插一句,从秦王对您之死有所反悔这一点来看,您的生命终局,恐怕更适合理解成“吏诛”与“私剑”交加),然而,您仍然义无反顾地推销这套对您本人并无现实好处的学说,好像您是一位不计成败利钝的纯洁慕道士,谁知结合您的高见,您又偏偏对人间的种种功利算计了如指掌,同时又对这种在您身上展现得最为充分的学者品质持否定态度:依您的分类,这纯属“匹夫之美”,在“明主之国”里没有存在价值。换言之,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您事实上在用一种自己曾断然否定其价值的学术态度,展示您的观点。这是您自相矛盾之处,矛盾的起因,恐怕源于贵学说自身的破绽,为了弥补破绽,您必须全力以赴,尽展平生所学。
        为了把您不近人情、“惨礉少恩”(司马迁语)的思想表达清楚,您调动了自己状若蛟龙出海的思辨天才,我敢说,您的学说有多荒悖,您阐述学说的方式就有多熨贴人情。您一边向人主献上了一个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苛酷主张,一边又以一套遍历人间烟火的老辣语言,把它表述得无懈可击、娓娓动人——至少,听在人主耳朵里是这样。
        结果,您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按照您的学说走向,您必须视愚民术为既定方针,您是普天之下最不愿意承担“启蒙”之责的人,您是智慧之敌,但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得到人主垂青,您在论证过程中又不得不借助强悍的说服力;您的阐述是如此出彩,以致最终竟违您所愿地起到了开启民智的功用。在汉语里,幸赖您的贡献,我们才知晓了何谓“矛盾”;通过对老子思想的分析,您又以近乎开天辟地的思维神力,让后人知晓“理”的存在:“道理”二字,直可视为您的遗产;甚至,连“想象”这个寻常心理活动,都是您通过一则寓言,将其固化下来的。尽管您戮力于使人蒙昧,但倘若没有您贡献出的这些重量级思辨概念,后人只会更加蒙昧。这是我不得不怀着别扭心情,对您大表感谢的。
        无论您的学说乍看之下何等不切实际,您表述思想的方式,却有着惊人的实用性,您找到了“人性恶”这把犀利的刀笔,借助对人性的丰富体察,您将一切人际关系置诸利害平台上细细掂量。您具有罕见的语言天分,您触手逢春、随机映发的寓言种种,大概唯庄子可比,您环环相扣、绵密如链的逻辑力量,在您所处的时代罕有其匹。您是类比大师,不仅精擅此道,还尤其擅长揭橥他人(如慎到)类比不当。您“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的卓见,具有空谷足音般的科学求真精神,尽管您的本意倒绝非求真。这也是我不会像个别懒惰学者那样从您的话语里挖掘所谓积极意义的原因,我知道,您所有那些看上去值得后人借鉴的观点,在您自身的思维谱牒里,都指向了相反一极。如果允许后人以一种彻底的“断章取义”来决定您某些观点的取舍,他们甚至可能组装出一个慈祥的虎面娃娃。比如,个别糊涂汉曾将您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大肆升华,其实,您的本意恰恰不在此,而是意在贬低一切。您刑名术里的阳光成分,只是体现在执法层面,而在更重要的立法层面,您让立法者——那个有“逆鳞”的人主——躲进阴暗的幕后,就此而言,无论您的观点里偶尔闪烁出怎样的现代光芒,您骨子里实在不是一个现代人;何况,您那“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的骇论,亦使您彻底丧失了对多元价值的认可。我之不愿高估阁下,原因在此,虽然,您的“中道观”曾让我击节赞叹,并认定其中有着现代概率学的杰出认知,您对“前识”的阐述,也让我受益匪浅……
        您具有超强的论证说理能力,但您的类比术里还是不无破绽,您对“参验”的强调,更像是一种见机行事,您无意也无力将其贯彻始终。在您的论证法术里,我分明看到一种“吾道二以贯之”的狡黠,您的方法终究难脱“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权宜机变。即以阁下令人叫绝的寓言“守株待兔”为例,发明这则寓言固然体现了您的天才,但在“守株”的适用范围上,您还是犯了最低级的逻辑错误,当您仅仅因为那个宋人耕田者的蠢行就得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的结论时,您把概念偷换了个底儿掉,您用特称前提来支撑全称结论,不值智者一哂。您的精妙类比里总是夹杂着率性比附,您不仅漠视现象上的个别与普遍,还把现象上的偶合与规律上的一致搅成一锅粥。
        我必须在此提及另一个妨碍贵学说持续生效的原因:秦国的迅速强大固然与您密不可分,但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您也难辞其咎。正是后者,导致后之“人主”对您的学说充满狐疑,他们再不敢像秦王那样,无所顾忌地加以吸纳。这对您的学说固然是一种不幸,对被您剥夺了生命意义的悠悠万姓,则不失为一个福音。当然,您终究是不凡的,在您辞世两千多年后的中国,依旧发生过一夜间令五十多万读书人遭受“邦之蠹”待遇的“反右”运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亦曾数度甚嚣尘上,您对此一定大感欣慰。的确,这是您的骄傲,正如它是吾族吾民的耻辱。
        我之前向您提及一个名字:苏格拉底。我以为,论思辨资质,您未必在他之下。您能把一个荒谬绝伦的思想阐述得令秦王大喜过望,且使其影响历两千年而不歇,倘若您志在启智化愚,功德定将不可限量。反观那位苏格拉底,老实说很多地方不如您,他虽然没有口吃,但相貌丑陋,家里还有个远近闻名的悍妇,生计亦不宽裕,死时还欠别人一只鸡,与您的韩国公子身份,相去甚远。他与您的根本不同处在于,您对君主有多忠诚,他对真理就有多虔诚;您对权谋有多热衷,他对正义就有多向往;您对愚民术有多狂热,他对智慧就有多爱戴。目标上的南辕北辙,导致您和他的成就最终判若两橛,不可以道里计。这是我为您最感惋惜的。您思维敏捷而灵魂黯淡,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您就是一位书生,您只是一位书生,君主只能用一杯毒药夺去您的肉身,您却能向他的大脑反施蛊毒,攫获其灵魂,并使自己的思想长盛而不衰。世人惯道“百代皆袭秦制”,秦制者何?韩非之“法、术、势”耳。与您相比,孔子常常更像一副泥胎木偶,聊供装点。呜呼,天何言哉!
        书不尽意,意不称书。言贵求真,意贵合道。唐突之处,敬祈包涵。即祝
        冥安!
        后学周泽雄拜上
        载《文史参考》2012年春节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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