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掌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三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四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们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三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三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都在某个地方得到记载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这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包含这样的提示——假如一个人只能自己去死，自己去面对死亡，那么他也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携带自身的意义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意义。就像现在坐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这是自身行为的结果，需要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和作出解释。在牢房这种极端处境中，将他打回了“一个人”的原形，而实际上这是人的日常（正常）状态，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远远不是意味着回到一个封闭内卷式的个人，不是成为自私冷漠的个体。恰恰相反，这样的个人，正是为了准备最大限度地朝向这个世界敞开，朝向
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换句话说，成为这样独立而锐利的个人，仅仅是抵达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那么一个孤独的人是如何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度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返回到它。
在一次奥尔嘉的探视之后，他不断回味妻子所说的，“当你每天与朋友谈起我，就仿佛我仍然在场似的”。他试图在四页纸的信中解释这个问题。“与其他生灵不一样，人具有把不能直接看见或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这种能力。比如假设我现在闭上眼睛，便能看到赫拉德策尼（乡间居所）、布拉格的街车、挂着巴马肉排的烤肉店和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我们也能够将一位不在面前的人出现在脑海当中。”
与街车或葡萄酒这些静止的现象不同，这位出现在脑海中的人，我们还可能设想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仿佛他仍然与我们一道似的。“我们将他作为我们自身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做我们自身的潜能，来知晓他和经验他。我们‘知晓’他、猜测他；最重要的，我们总是与他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顾及到他，仿佛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知道所有的事情。”即当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在更新与这个不在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也可能对他的性格有着生动的体验；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甚至若干世纪的人，人们也可能会对他产生鲜明的印象。
当然，所有这些表述背后有着全部现象学的支持。问题在于哈维尔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肉，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力和洞察力，加进了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理由，它们也完全符合我们的经验。哈维尔不在场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为他留下了空位，仿佛他在场，他们站在哈维尔的“身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身后的”人们，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子孙后人，他们或者理解和支持我们，或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身后”，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身后，评判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功过，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对于民族的贡献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