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文学、作家相关的耸动性言论，多由一种名叫“访谈”的文体强势制造。
文体本身是无辜的；文体各有侧重，也各依所重获得存在合法性。使文体成为问题的，往往源于不恰当的应用。比如，诗体自具文学上的尊崇，但用诗体撰写资产评估报告，谁都会气急败坏。假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发表在论文里，而是写在一篇讽刺随笔里，谁都会傻了眼。
说到顾彬先生，至少在文学界，现在无人不知。在制造生猛观点上，这位酒量惊人的德国汉学家具有奇特的激情。不太有趣的是，他的观点大多通过“访谈”方式发布，我们耳边不时传来他气概非凡的结论，我的眼睛却一次没有读到他阐述相应观点的大作。媒体广为传布的顾彬式观点，通常由两个相互排斥的特点所构成：搏命的结论和绝不论证的作风。不知源于文艺记者的怂恿，还是顾彬先生独具干云豪气，在他的表述中我总能听到一种“要有光，就有光”式的上帝口吻，他单刀直入的断语经媒体放大后，每每产生天象级的文学震荡，足令中国的文学天空在某段时间骤然失色。是的，我们不清楚中国作家为什么非得精通外语，我们不明白中国作家凭啥都是胆小鬼，我们更不知道中国文学缘何充斥着垃圾，我们只是听闻，顾彬先生有此一说。每当顾彬先生金口一开，媒体就像接到战争动员令那样，在第一时间进入阵地，直到报纸的相关版面填满了“垃圾”和“胆小鬼”。
我对此相当纳闷，身为评论家，耳不聋眼不花，为何偏要养成这种爱好呢？一边频频发表文学观点，一边又不著一字，拒绝采用公认得体的方式。左看，觉得他像个走私者，擅长把最危险的东西藏匿在不为人看重的货物里；右看，又感到他有一种总统派头，好像自己正日理万机，必须让媒体记者不时充当观点发言人；横看，我佩服作者的滔天胆量，仿佛随时准备以“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的架势，一脚踹倒中国文学界；竖看，又觉得不对劲，因为他明显预留了余地：当观点的走向趋于正面，则怡然登场，接受喝彩，一旦受到激烈批评，就在下一次访谈里——注意，还是访谈——作痛切无辜状，同时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提问者，怪罪他们误解了自己的拳拳深意。总之，他一次也不会反省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用最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发表最牛逼哄哄的观点？
文学不比学术，虽然不必以钱锺书先生“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境界自拟自况，但也不该沦落到比嗓音高低、论胳膊粗细的地步吧？
年前读到一篇林贤治先生的访谈，单看标题，也能感到一股力劈华山的气势，道是“当前的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编辑拿这句话作标题，或许意在贯彻把文学弄成斗牛场的既定策略，但细读全文，发现编辑并非无中生有，因为林贤治言之凿凿：“我不赞成北大陈晓明教授说的当代文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文学报》对我的采访中，我很明确地表明，当前文学创作是‘前所未有的低度’。”值得注意的是，怀揣如此不可一世的观点，林贤治竟然还是没有执笔为文，而是坚持在一次接一次的访谈里喋喋重申。顺着林贤治先生的剑锋所指，我看到了更加令人泄气的一幕：他所批评之物，同样不曾出现在任何一本著作、论文或报刊随笔里，那只是陈晓明教授一次即兴发言的片断。我凑巧知道，陈晓明的发言乃是对王蒙先生的呼应。那么，王蒙先生写过什么吗？最扫兴的时刻来到了：王蒙先生啥都没写，他只是在一次国际书展上顺嘴跑过一次火车，声称“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考虑到会议的规格、王蒙的身份及高龄，将他的表述视为一种拙劣的外交词令，本来更加合适些。无论批评还是肯定，似乎都不值得在文学层面上进行。
总之，这看上去非常糟糕。那么多文坛人物卷入一场文学接力赛，试加追溯，我们却连一篇小小的文章都找不到，所有的争论都是在文本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作家、评论家之间的辩驳问难，仿佛一夜间回到了前书籍时代，大家不约而同地抛弃纸笔，改用各自的大嘴展开空对空搏击。所谓争辩，也大体奉行“一句话主义”，疑点的辨析、观点的撞击和思想的交锋一概从略，各位竞相比试谁更擅长用一句话，就把中国文学给顶了，或灭了；你来狠的，我一定比你更狠。在这个讲究网络互动的时代，哪怕他们的观点发布在博客、论坛或微博上，也强过让记者代为表述啊，至少，别人也能通过验明他们的文字正身来尝试下一轮探讨。但他们偏不，身为文人学者，他们似乎并不愿意亲自执笔为文，却热衷于模仿娱乐界明星的派头，一味借助各式访谈，发表那些随时可以宣布作废的高见。身为作家或评论家，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懒惰和狡猾。或许林贤治先生是个例外，但大体而言，我很难从中找到针对个体的观点，他们擅长就抽象的中国文学发表高见，他们满心认为，一国的作家乃是一个成建制的军团，需要并且只能从整体角度加以评判。对文学的个体性、独创性及天才作家的不可预知性略知一二者都会明白，动辄拿一国作家作为批评或表扬的对象，距文学最远。
此类争辩，颇似两支这样的球队，他们拒绝在球场上一决高下，却热衷于在更衣室里争吵斗殴，遂致真正的文学绿茵场，阒寂无声，荒草疯长。
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