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网络时代，打开电脑，输入“潘天寿”，我们就会看到一连串闪光耀眼的消息：“潘天寿画作频创天价”，“潘天寿价值百万画作神密露面”，“北京神密买家浙江夺宝，潘天寿力作成囊中之物”，还有：“潘天寿之子潘公凯大画亮相美术馆”……惹得人们忍不住要想，潘天寿太有名了，即使死后，仿佛依然生活在聚光灯下，众目所瞩，这样的人凡夫们只配仰着头看。
尚有人肯在网上多翻几页，扫一眼“潘天寿年表”，顺便也会读到这样的记录：
“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潘天寿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 1969年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后即卧床不起。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寿在冷寂黑暗中长辞人世。”
即使看到这样的字句，恐怕也未必能让人调转思路，去看这种“明星”人生的另一面，这绝不是我们没有同情心，而是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个人悲剧比比皆是，潘天寿不过是万分之一，对于万分之一我们就不必一个一个去同情了罢。何况他现在死后再度显赫，子孙得其荫庇。还有什么说的。
听来这似乎显得蛮合理。
开始让人感到一点不合理的，是偶然在新华网上看到一条滚动新闻(2008/7/30)：“历史上的今天：荷兰著名画家凡高自杀身亡。”一个画家死了，而且是一个外国画家，我们中国人乐意给他在网上发一条消息，什么意思? 当然是体现我们中国人有教养，懂艺术，知道尊重艺术家，哪怕他是外国艺术家，一样要尊重(只怕正因为是外国的，更配得到尊重)。不是吗?
的确是的，尤其象凡高这种优秀艺术家，画得那么好，却死得那么凄惨，逢他忌日在网上发一条消息，表达我们(超越国界)的哀思和追念，真是又得体，又风雅。
跟着，我们却要诧异了：凡高有成就，凡高的命运是个悲剧，在我们中国难道拿不出也值得在网上发消息追念的艺术家?只说潘天寿，若拿凡高与之相比，凡高死亡的悲剧强度远不及他，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也未见得超得过他。不错，凡高身前从没有象潘天寿那样被认可过，当画家十年中，画了700多幅作品，只卖出去一幅，若无他弟弟接济，简直要衣食无着，着实可怜得紧。可是我们冷静一想，这样一个当时的无名画家，被社会冷落，倒没有显得这个社会特别没有良知，因为社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冷落着所有的无名鼠辈。不然，你叫社会怎么办?让每个人成名五分钟?反而是我们中国画家潘天寿，一个已经被社会认可的大画家，甚至是被国际认可的大艺术家(他是受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中的唯一中国艺术家)，再看画史上对他的评价：“中国画，自唐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后，经五代之徐(熙)黄(筌)二体之变，到宋徽宗(赵传)，工笔花鸟达到第一个高峰，明代陈淳(白阳)、徐谓(青藤)写意花鸟兴起，经历了三百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出现了八大山人。后派系林立，斗艳争妍，又经历了三百年，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潘天寿。其中虽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大家，但都是走青藤、白阳的老路，而潘天寿奇才，风格颖突，无人可匹敌，领一代风骚。”(参见《中国花鸟画发展史》)瞧，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中国艺术高峰的艺术家，社会却能活活地整死了他。这种例子，在西方的艺术史上，我们从来从来从来没有看到过。
再有，凡高的死，主要是他自己想不开，他太性急了些。他贫困不假， 他弟弟对他叹苦经不假，可是每月50法郎的生活费没少给过他一次，他并没有饿饭，他完全活得下去的。他自杀那年才37岁，那是1890年，他只需再“挺”个二十年，挺到五十七岁--根本还不能算老，鲜花和掌声就会向他潮水般涌来。可是他缺少耐心，一使性子就寻了死。整个事情如此而已。
可是我们的潘天寿，比他难多了!囚禁牛棚的三年中，无休止批斗的非人待遇--我们简直不忍心再去触碰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而且他是个年过70的老人啊!然而，他置身在那样无涯的黑暗与委屈中，也没有轻生弃世，还自我鼓励着“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但是，纵然有这样的胸襟，有这样的自励，社会却不肯给他生存的空间，一寸一厘都不给，(他病重，医院不肯收他，他垂危，医生不肯去看他。) 直逼到他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消失才罢休。
这样的悲剧命运，荷兰画家凡高如何可比?我们甚至不难设想，红头发急脾气的荷兰人凡高，放进中国潘天寿的处境里，他有可能自杀多少次!可是，活该凡高命好，偏巧是个“洋人”，稍许可怜的人生遭遇，就很配得到我们在2008/7/30号在新华网上发一条纪念他的消息。到了这一年的9月5号，我们会指望能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历史上的今天：中国著名画家潘天寿逝世”的消息吗?
我们在意这一点，难道是为了要在网上给中国画家潘天寿争那么一条“历史的今天”，谁会在乎这个--在如今这个信息成灾的时代?我们对于这件“小事”的敏感，是因为从这个细节中，我们看出一件隐藏着的大事，而且是一件天大的事：一个民族的反省精神。
我们不是看重洋人吗，不妨还是拿凡高来说事儿。凡高作为美术史上的名画家，被人追念，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在西方，关于凡高的故事片、记录片至少拍了十部以上(这是仅对于公众的传播方式，不包括学术上的研究专著)。这个数目并不说明艺术家的成就越高，就越配给他拍电影四处宣传。很有些大艺术家就一部影片都没有，比如杜尚。那是因为，杜尚的艺术成就即使非常之高，但是他的灵魂风景平和清明，无风无浪，他好好儿地活到了社会承认，名至实归，寿终正寝，社会什么也不欠他，就不必麻烦电影啊，电视啊给他锦上添花了。(关于杜尚艺术的研究，出书则非常非常很多，那是关乎学术的事。)
而凡高这个人，被当成文艺的题目拿来反复表现，是因为在他的命运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一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没有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他委屈地死了，却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灿烂的画作，念及于此，整个社会都觉得对不起他，乃至整个人类都对不起他(不然为何引起普世的纪念)。显然的，他这个生命体供人反省的价值特别大，发人深思的纯度特别高：一个牛心左性的人，一个勇于立异的画家，尤其是，一个真正热爱生命，并肯燃烧自己生命的人，却一直被社会人群不见容，不看好，这是怎么弄的?他的画在他生前，即使送人，也只是被鄙夷到拿去堵鸡窝的门，或者挂在后院的树上被人当练习飞镖的靶子…… 西方人一次次拍摄他，等于是一次次反省，一次次地对人群大众说：看啊，这样一个艺术家，竟然那样被对待，那么死去，我们究竟是怎么了?也就是说，西方人根本是在用电影，用传记在一次次向这个艺术家忏悔致歉，一次次击打观众和读者的良知觉性：好好地睁开眼睛罢，人之为人应该认识什么是价值，而且要懂得珍惜这样的价值，践踏这样的价值是有愧的，有罪的。如今凡高的画价越是一路飙升，西方越是反省得凶。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得，后世耀眼的荣誉，惊人的画价就可以补偿这颗一度委屈的灵魂。再进一步说，他们这么做甚至都不是为安慰凡高的亡灵，倒是更加为救赎洗涤自己的灵魂。凡高名气越大，这种救赎和洗涤就更加有效。凡高已经被他们西方人做成了重新审视生命，净化心灵的永久话题。
就是因为这样不停地反省，造成了西方如今对于艺术的格外尊重，格外的宽容放开;当然更造成了对于每一个个体人格的格外尊重，格外容纳异端，因为他们绝不想让凡高的悲剧在自己的社会中重演，那不仅是“暴殄天物”，而且是极端可耻，他们决不让自己再丢这个脸。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做下的糊涂事越少，他/他们的素质就越高。西方社会的素质，就是在反省中一点点提高融就的。
这就是西方社会推崇凡高的内核。我们中国人接受了凡高，并(糊里糊涂地)跟着西方人一起追捧凡高，我们看到凡高所以走红西方的内在驱动力了吗?我们一并接受了西方人在凡高身上体现的反省精神了吗?
再回到我们的潘天寿，他那样地优秀，却那样地死去，现在作品又那样地被追捧。我们眼睛里只看钱，只看画的价格，别的都不必去追想了。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这个曾经一度非常健康的老人(在文革爆发前，他过了70岁生日，目明耳聪，身体非常好)，创作力非常旺盛的艺术家，如果我们稍加爱惜，让他多活二十年，不，哪怕多活十年，甚至五年呢，他会给我们留下多少更加精彩的杰作，给我们中华文明做出更为可观的贡献呢?可是我们偏不爱惜，偏毁了他。
有明白人叹息道：“造就一个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要有许多的条件。对中国画来说，还有一个年龄的条件。大器晚成， 中国画家的笔墨精熟，大都在晚年。……如果齐白石老人在70岁以前就去世的话，就没有齐白石了。……潘老(天寿)的艺术早年当然也有很高成就，但他的老年成就更高，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潘老正在艺术上炉火纯青、创作精力还非常旺盛、大有作为的晚年，死于十年浩劫，这是中国画界的巨大损失，叫人痛惜。”(潘桀兹《新美术》1981年第一期)
“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一个有艺术天才的人被他们弄死了!造就这样一个人多么不容易……” (刘海粟：“往事依稀怀阿寿” 见《潘天寿研究》P 29)
不错，我们听到了叹息。而这样的叹惜只来自艺术家圈内，几个人的，可是人群大众不知道，也无所谓(多么可怕的无所谓)。而凡高，在西方社会则被人人痛惜，普世扼腕。 他们全体上下都在意这个艺术家的悲剧，他们太在意了。只要有凡高的个展开幕，必定观者如潮，男女老少各色观众在他的画前热泪横流，追悔痛心。由于涌向凡高个展的观众人数实在太大，弄得美术馆只好24小时开放(这在美术馆的记录中前所未有)。艺术成就远高出凡高的毕加索，绝得不到这样的礼遇和公众的强烈反响。
如今，我们不是特别在乎比较中西的不同、中西的距离、中西的差异吗，瞧，这个就是!
我们的潘天寿，带着比凡高更为旷古罕见的悲剧命运走了，全体大众对此无声无息。我们似乎没看出，潘天寿的死，不只是带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不幸走的，他根本是带着民族的不幸走的--人性的泯灭，对精神价值彻底的漠然那一类不幸。这个不幸弥漫在天地之中，徘徊不能去。一旦触及，阴霾四起。比如，曾任潘天寿纪念馆馆长的卢(火+斤)说：“每当与人回忆起潘天寿先生那最后的岁月，总有一种莫名的困惑伴随着无边的哀思，笼罩着我整个的心灵。”(《潘天寿研究》P179) 黄蒙田说，“在潘天寿遗作展里，我起先有很长时间对着他的画不是欣赏而是在思索、回忆和这个画家有关的一切，待感情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发泄，才进入正常的欣赏活动。”(《潘天寿研究》P196 )
他们这类起自直觉的感受，非常清晰地表明：在潘天寿这个艺术家身上，在他起伏的命运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没有被渲泄出来，它一直被压抑，被忽视，就是它，让这些人莫名其妙地困惑着，苦闷着：那就是他的死对于我们的意义。换句话说，潘天寿的画被重新认可，重获价值了，而他的死之价值，至今还没有被呈现，被彰显。结果，现在人们面对潘天寿，只是一次次地被引向他的艺术，他的画作，乃至他的画价……而关于他的死，我们不去想，不要想，不愿想。这可就是我们中国的做法了：我们不面对，我们回避，因为这个悲剧让我们自己“不舒服”，我们谁都不想再去正视。
好极了，躲罢，躲得过去吗?我们可以不提潘天寿之死，要知道，受损失的将是我们，而不是他。要知道，潘天寿死了，可是作孽的灵魂还在，糊涂而蒙昧的人性还在， 我们放下它们都不管吗?你不管试试，它们必定会给我们颜色看，或早或晚!其实现在它们已经给我们颜色看了，那些能置人死命，和已经置人死命的假药赝品，含毒奶粉，那些偷工减料的学校建筑，从容地在社会上制造着一起起的悲剧，屠杀无辜的生命，损毁他人的生活。
我们不能不反省了，已经晚了，不然就太晚了。潘天寿的艺术有大价值，他的死必定另有大价值。我们真的不能心平气和地满足“平反”，“昭雪”，这类便宜卖乖的词儿，它似乎令许多人心安理得：我们给潘天寿伸冤了，他在天之灵被安慰了(是这样吗?)说来，潘天寿个人也许并不要紧，我们这个民族才是更加要紧。对于潘天寿的学术研究也不要紧(不必总在忙那些事)，因为当人性开始出问题时，被学术好容易小心翼翼搭建起来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高度，顷刻之间就被夷平，砸碎。当潘天寿的杰作被粗暴地打上“X”划上圈时， 学术帮不上一点点忙。倒是人心，尚若在最黑暗的环境里，也能不被遮蔽，略具良知，潘天寿受迫害的情况会好许多，中国艺术惨遭打击的程度也会轻许多。在潘天寿一生的遭遇中，非常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情形：艺术因了(潘天寿)人性的光辉被照亮，被提升到可观的高度;艺术也一样需要人性的光辉才有可能被珍视，被保存。我们别再成天艺术艺术的了，我们来说说人的事，来说说人心人性的事，是时候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