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是香港文学的一个异数，除了写小说，他很少写其他类型的作品，更不用说接下香港任何一家报纸稿费不菲的专栏。对写作素材，董启章是个极其吝啬的作家，他要把看到的、想到的、读到的、思考到的，都写进同一部小说。于是，董启章这个香港文学的异数，这几年来在文学上只做一件事——写目前还没有尽头的长篇小说“自然史三部曲”。董启章也承认，在香港没有太强的长篇小说创作传统，在很长时间里所谓的长篇小说，也只是报纸副刊连载小说的合集。当报纸取消连载之后，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数量自然越来越少。
观察香港文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香港文学缺少长篇小说，而在大陆，作家一定要写长篇才能证明自己。
董启章：在香港，最近几年都没有人写长篇小说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长篇的香港作家还多一点，而且我这里指的是文学性作品不是通俗商业小说。但就算那个时候，香港的长篇小说也都不是非常长，也就是十万字左右的样子。几十年前的香港长篇小说，大部分还是通过报纸副刊连载方式呈现给读者，然后几个月几年之后结集成单行本。那个时候，香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刘以鬯、西西，他们也是在报纸副刊上连载，所以你看他们早期的长篇小说，其实都是几百字、上千字的作品组合而成。在最后出版的时候，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拼接在一起，当然在那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修改、删节。但就算如此，仔细阅读还是能从这种长篇小说中分辨出单个部分。所以，在香港的长篇小说创作传统中，很少有作家是一次性写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现在香港的报刊已经没有了小说连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香港作家更没有人写长篇了？
董启章：我觉得有一点关系。在香港，我觉得大家不太写长篇小说，还应该跟香港的客观环境有关系。在香港的文学传统中，本来就很少有所谓的职业作家，大家都不是职业作家，因为他们都不能靠写作来谋生，所以他们都有很多其他工作。如果一个作家用一两年时间只去写一部长篇，那他很可能就养活不了自己。所以，作家比较依赖报刊上小说的连载，写一点发表一点赚取一点稿费。
但也不能说都是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的一个例外是西西，她后来的小说都不是连载的，都是用很长时间去写的。当然这跟她的生活环境有关，她很早就退休，有时间有养老金养活自己。但是仔细阅读她的长篇小说，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她的小说跟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不同，她的写作方法是先写一篇篇短的，然后组合而成。但就算是这种所谓长篇，也就只有几万字，跟内地这边动辄几十万字差别很大。还有黄碧云，她也写过一部长篇《烈女图》，它的样子像长篇，也是一次性写成，但里面还是分成了三个部分。还有刚刚出版的黄碧云《末日酒店》，里面的文字密度非常高，读者会读的很慢很慢，虽然只有几万字，你也会感觉这是在看一部长篇小说。
香港读者是否也没有阅读长篇小说的习惯？因为在内地，卖得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长篇，长度不是问题。
董启章：关于阅读习惯，这个我不知道，也很难说。因为内地、台湾作家的长篇小说在香港还是有些读者的，但是相对而言，香港读者更倾向于那些轻缓的作品。我想说的是，读长篇当然比写容易。
那就您个人而言，这几年都在写那么长的长篇，您是香港文学的一个例外？
董启章：首先我不觉得自己是职业作家，也不是专业作家。不是职业作家，是因为我没有把写小说当成自己的谋生手段，也几乎赚不了钱。我喜欢形容自己是全时间写作的作家，就是我把时间完全投入到写小说，甚至很少写小说以外的题材，所以我是一个用长时间写作的人。在香港，这是一个非常怪的写作习惯。
您目前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手法，是否已经离香港比较远了？或者说，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香港文学传统的影响？
董启章：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的。我的创作确实跟香港文学以前的作品不一样，但我也不知道里面跟香港文学的传统接在哪里，但我感觉上是有的。西西他们都在，我也没有刻意忘记他们，所以还是会把他们的这些写作传统融进去。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完全是在写小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一个世界的模型，这个模型里有平行的部分，也有相通的部分。我确实重视结构，但也不是完全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宁愿说，我更多受到哲学的影响，比如哲学里的存在问题，哲学里人与物的关系问题，甚至也受到物理学的影响。所以在我的小说里，还有对宇宙的思考等。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入了小说中。
除去您个人的写作经验，您个人是怎么看小说这门艺术的？
董启章：实际上我觉得长篇小说是过时了。
您觉得长篇小说过时了，是现在的写法过时，还是小说艺术本身过时？
董启章：长篇小说本身过时了。当然我不是说不可能再有好看的长篇小说，还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类型它肯定是过时了，它本身已经不代表这个时代了。当然我不是说它过时就不值得再做。有时候如果你刻意去做一个过时的东西，你一定不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去做，因为以前的方法、理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再模仿以前的长篇小说没有意思了。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一门过时的艺术变得有意义，那也是有意义的过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您写几百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做另外一种意义上艺术探索？
董启章：对，虽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义，我就是在尝试去寻找。但是，写出来如果慢慢有人读了，还觉得挺有意义，那就最好；如果没有人读，或者是读了也觉得没有意义，那也没有办法，那也就是失败，那就让这个长篇消失吧。
就长篇小说本身而言，现在的长篇小说到底能为读者提供什么？如果是故事，它没有电影、电视剧精彩。如果不只是故事，那还有什么？
董启章：当然还是有很多流行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阅读长篇小说的乐趣还是存在的。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对于严肃文学的长篇小说，写是为了做什么？我就觉得对于写作者，就是在做一些不可能的事。当然你觉得如果做出来还有意义，一定是很少数人觉得有意义。
尽管您这么回答，每年全世界还是要生产那么多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啊？
董启章：对啊，我也觉得太多了，有时候觉得读以前的经典长篇小说就足够了。连我也在问自己，每年出那么多长篇小说，谁去读呢？那么回到写作者本身，他写了又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对于写作者，依然坚持在写长篇小说，如果说是满足个人心理上的追求和满足，这一定是有的，也是实现自己生命追求的一部分。对于写作者，你不可能完全是为了一个外部的目的而写，否则写作就变成了工具性，所以一定是在写的过程里对自己有很大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不会变成对别人也有意义，这种写作态度很重要。但这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因为还有外部的出版机制和商业机制。
董启章：对。所以，就算是在觉得长篇小说没有太大前途的情况下，写作者也要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去守护一种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
您的选择是退缩到自己的写作空间，但更多人的选择是和其他媒体的结合，比如电影。
董启章：在我看来，写作者和其他媒体结合得太好就是失败。我觉得本质上写作跟这些东西是有冲突的。写作本质上是要跟主流趋势相逆的，你要跟其他媒体结合，就肯定要和主流妥协。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和什么去融合，因为当你写作的时候想着其他媒体呈现方式，就会有伤害。连想都可能是一种伤害。所以哪一天我可能也会说，我不想要太多读者。
就跟黄碧云一样吧，她就是这么说的。
董启章：黄碧云为什么不想再版以前的作品，也不想在内地出版？那么多读者喜欢你，最后你说我不需要那么多读者，但她的心态我能理解。你的书卖得很好，大家都喜欢，那你一定要接触很多人，跟媒体、出版社打很多交道，但这其实是对作家非常大的干扰。
所以北岛说，粉丝对作家写作是一种伤害，他不要有粉丝。
董启章：我的观点跟北岛相近。虽然在旁人听来，这种观点可能很骄傲，也可能让人觉得，本来就没多少人来读你、没多少人理解你，你的这种想法过于精英。所以我对其他媒体是非常抗拒的，比如电影、电视，我很清楚我写不出拍成电影的小说。以前，只有通俗作家会跟电影电视结合，如今很多文学性作家也乐于跟电影电视合作，我不评论他们的做法，但我对这种合作一点都不期待，甚至感到恐怖。
但从这个角度讲，也恰恰证明小说的衰弱，它得靠着其他媒体去扩大影响力。
董启章：是的，所以小说被拍成电影以后，才可能有更多人喜欢阅读，但是它也反过来变成了电影的一个附属品，我觉得这非常恐怖。
所以您还是希望保持长篇小说的纯粹性？
董启章：对，我不能想象有人把我任何一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可能有人说《体育时期》挺适合，但我觉得改编本身就很恐怖，最好不要做。文字里面的想象空间，你读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你会觉得里面的世界跟你很近，或者你进入这个世界跟这个人物一起。但是变成影像，变成非常具体的人和情景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感觉了，那小说本身的内容就消失了。对一个写作者，电影改编的恐怖就在于此。
您会把台湾、大陆小说家的最新作品拿来看，跟自己作比较吗？
董启章：不会，所以我尽量不看同时代其他华语作家的作品，这十年来确实没有怎么看。当然也有极个别情况，比如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比如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因为我要做这本书的推荐。而且也没有时间去阅读。现在自己写小说都已经觉得时间不够，更没时间和可能去看其他人的作品。有一天可能我不写小说了，也许就会去看一下。而且，现在我正在写的这个东西，我看到什么书，想什么问题，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写到小说里。
那么像韩丽珠这些下一辈的年轻作家呢？她就坚持在写长篇小说。
董启章：首先这些年轻作家比较能够理解我的写作，年轻一代的作家跟我有相通的地方，大家都觉得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这种认同感比较强。而前辈作家，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看我的小说。有时候我们常常抱怨没有人看，香港文学不受重视，但是到了最终，我们希望孤立一点，把自己孤立起来写作。这也造成我们跟内地作家有一些隔阂。
相对而言，台湾作家跟大陆作家很容易沟通。
董启章：对，台湾作家的心态跟大陆比较近，所以台湾作家也非常乐意去大陆。大陆出版商邀请他们过去做巡回活动，我觉得他们对这种行为评价是正面的，也觉得自己受到重视了，也享受这样的礼遇，虽然可能也会抱怨很累等。因为在台湾，作家这个群体以前也是蛮受关注的，在社会上是有一定位置的，也是比较外向型的。但在香港从来不是，大家从来是内向的。虽然大家说，现在香港很多文化人开始回到大陆了，举例就是梁文道、马家辉等，但是我觉得文学家跟这些文化人还是不同。所以我不认为香港写小说的作家，在大陆会像梁文道、马家辉他们那样受欢迎。
我想，香港小说家很难像台湾小说家那样在内地受到追捧，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们的写作都太分散，都是个人化的，很难给一批或者几个作家贴标签。
董启章：是这样，在香港没有文学潮流，但大家都各自有一些独立的特点。所以要去介绍香港文学比较难，你很难说香港文学有什么派别，或者是什么时段流行过什么，所以很难贴标签。我们怎么去形容西西呢？实验性、生活化，确实很难说。我的小说呢？也很难说，是后现代吗？我觉得不是啊。所以这都导致香港文学很难对外介绍出去。除了文学潮流的标签，对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推销方式，就是它跟社会政治的关系。但香港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短暂潮流，但那个时候兴起的作家后来都过得很难。最近十多年，香港作家跟社会政治比较密切的可能就是“九七”了，也产生了一批所谓的“九七”文学，但这也不是了解香港文学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