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您曾提出过一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情境下提出的？
哈金：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跟我的写作没有关系。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文学社团叫“五大道”，他们搞一个“五大道”文学奖，是鼓励用汉语写作的。他们请了一些作家来做评委，小说评委有余华，严歌苓，还有我。但是他们俩当时都在中国，没法来，只有我参加了。他们就让我在颁奖仪式上说几句话。我当时也没有讲稿，就说了一说：美国小说为什么很繁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小说的神秘概念。美国作家有这种向往，要写出伟大的小说，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来。他们听完之后，要我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写出来，说这个对汉语写作的人意义非常大，对国内作家的意义非常大。我回去就写出来了，但写出来呢，有些地方我也没仔细想。我当时就是想把这个观念扔出去，以为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呼应，说出他们自己对伟大小说的定义。但是没有人来重新下定义，他们以为我这个定义是什么重要定义，都来说我的定义好或是不好。比如王安忆说，对写小说来说，伟大这个概念太沉重了。第二年四月份，我们到法国参加一个文学节，当时有一大批印度作家在讨论伟大的印度小说。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是他们关心的一个大话题。王安忆可能回去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这不是在给文学增加负担，给国内作家施加压力，我这么说是因为国际上的作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您心目中期待的理想情景是什么样的？
哈金：最为健康的情形是这样，每个年轻的作家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定义，但是大家有共同的意识。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信念、伟大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小说、美国小说繁荣的一个主要的动机。并不是说，我下这么个定义，就是这么个定义，我下定义不是为了把大伙儿都限制住了。下定义是为别人把它打破的。
南都周刊：在阐述“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时，您说搞文学创作，不应该以同时代的同行作为赶超目标，要时时以文学大师们为参照。在国内很多倍受推崇的作家，比如卡尔维诺、杜拉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您认为他们都不是伟大的作家。
哈金：是的。他们都写出过很优秀的作品，但他们没有很伟大的作品。尤其是博尔赫斯，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个瞎子，他自己说过写作不能超过15页，否则就会觉得太累了。但小说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不能投机取巧。这种态度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灵气”，而小说是需要真正下死功夫的。像马尔克斯，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有标志性的大部头作品。相反那些作家可能很时髦，可能是很优秀的作家，但他们并没有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家你可以学，但不能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情结”？
哈金：我觉得没必要看那么重，不就是一个奖吗？作家写到一定程度，自己心里有数，半斤八两，自己知道。尤其是很多伟大的作品已经在那里摆着，你究竟伟大不伟大心里知道。作品写到那个份上，就算没有奖，也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作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把下一本书写好，这是最难的。至于诺贝尔奖，那像中彩票似的。
南都周刊：在很多场合里，您都把大陆、港台、海外的中国作家放在一个系统里考察。
哈金：对，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触动了很多人。那些各种各样的主席，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并不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建立了他们的位置。如果以文学的标准看的话，很多人其实无足轻重。作家不写出好的作品，还算什么作家？作家像运动员一样，不跑，不打球，那他是干什么的？既然写作，就要有职业的标准，职业的标准就是写出最好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大陆的作协体制？
哈金：这个现象也只有中国和北朝鲜还有，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另外，还要考虑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过他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人首先要自食其力，这样才能做到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写出精神独立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认为在大陆、港台、海外作家当中，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哈金：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在用英语写作。我处在一个文学的中间地带。当你的作品写得足够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觉得你的融入对他们来说有价值、有意义，能扩大文化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你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