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一会儿”——电影中，张麻子望着子弹飞去的方向，气定神闲、胸有成竹、不无顽劣地说。大可玩味的一句话，很精彩、很哲理：别急；慢慢来；等着瞧；看 看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当然，这话还可理解为一种态度，仅一种态度，一种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玩世不恭的大玩家的态度，或说，是真正的大匪大盗的态度。
历史是什么？存在于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又是什么？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写的历史都是难以真正让人相信的。人们在阐述一个观点时，往往习惯于用一个现象去反驳另一个现象。且不说这样的现象往往是选择性的、倾向性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见解之阐述，往往缺少自我灵魂、自我认识，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而且是站在别人错误的肩膀上进行的。“格物而后知至”。 一个真正能够道明事物真相的人，一定是有能力摆脱所有现象、透过一片纷乱，视点直射事物本质，抓住事物真相的人。只有看请了本质才能抓得住真相；只有在看清本质抓住真相的前提下复原出的现象（包括故事）才可能正确，才经得起琢磨、玩味，经得起人们体会、认识，才具更高价值。
人生在世，“不光要吃喝玩乐，还要风花雪月”（或许还得加上良好的挥洒权势的感觉），“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人生匆匆，要想匆匆的人生活出个模样，活得比别人更摸样，那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将别人已经拥有的东西统统抢过来，占为己有。别无选择。因为，桌上所有的，就那么一些。——这是个至少不久前不算还没进步的社会中被“强者”普遍通用的原理。
鹅镇，一个小镇，这个小镇聚集了恶霸、流氓、土匪、强盗的共同目光。因为这个镇上有着所有强者共同看重的利益。一个小镇，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现有次序总是一次次地被打乱，就是因为不断会有如此目光的出现，那“一桌的利益” 不断需要重新分配。
黄四郎是个恶霸。恶霸的逻辑就是强行霸道，残酷剥削，杀人越货，明火执仗或巧妙隐晦，什么都干，目的都只一个，就是钱，或说，就是利益。土匪不同。土匪的不同在于行事方法、行事对象的不同。或许因为他们胃口更大，或许因为他们自己大多也都出身穷人，他们看中的不是穷人口袋里的钱，而是富人口袋里的钱。他们不需精打细算、步步为营的复杂经营，他们是强盗，需要的只是明目张胆地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然而，土匪也分等次，这样的土匪还是低层次的，手段低，眼界也低。时代在进步，在变化，变化着的进步时代，即使对土匪的要求也不同，尤其是对高明的土匪，她会要求他们知道伪装的用处，知道口号、理论的重要，要求他们有一套在名正言顺的前提下运筹帷幄、计算大世界、大利益的大本事。
张麻子，是个人中豪杰，是个通透明了看清了世事掌握了本质玄机的人，是个具有大智大勇的大土匪、大强盗。他不是要饭的，他不会靠跪着要饭分得桌上的一盘餐。 他当土匪就是因为“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进步着的时代，让他清楚知道了当县长的好处，知道当了县长就能“站着挣钱”，就能理直气壮、高昂头颅、大摇大摆地挣钱；进步着的时代，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需要的不仅是不讲理的“枪”，还需要代表权力、象征真理的冠冕堂皇的“印”，他要的是：枪加印！
张麻子抢世界的口号非常迷人：“公平！公平！公平！”
他曾是个北伐战士，心中不乏热血、义气。落草为寇后，正义的名义下，他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而在当上假县长后，更加正义的名义下，他老谋深算、好棋倍出、以假乱真、鱼目混珠、造谣惑众，全都极为在行，和黄四郎明争暗斗、真真假假、打打和和、此一时彼一时，相互算计。他的人生就是下棋的人生，计算的人生，一辈 子下棋，一辈子计算。
“杀人诛心”。——绝对是个“狠招”。只有诛心的杀人，才是真正的杀人；不仅杀人的身，还杀人的魂。?
张麻子最高明、最拿手的是什么？或说，他胜过黄四朗的究竟是什么？他的高明他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诛心，知道如何煽动民众，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煽动。他把银子送给民众，但他清楚，仅送银子，解决不了问题，没人会仅因银子帮他杀人，帮他改朝换代、赶走现成势力。他需要仇恨，需要民众对黄四郎的仇恨。当民众迫于黄四郎的淫威，不得不交还银子时，他知道，因为得而复失，他们的心中已埋下了对黄四郎的仇恨。接下去，不失时机，他将杀人武器送到民众膨胀着仇恨的手里。 而即使如此，他的头脑太清楚了，民众的杀人勇气，还需更有力更有效的煽动，这样的煽动，除了给他们好处，给他们仇恨，给他们武器，还需要让他们看到潮流， 看到已定的大势，因为，百姓大众从来就是“谁赢就帮谁”。于是，他智慧地利用砍下的假黄四郎的脑袋，让百姓相信他是个赢家，他已杀了黄四郎，从而，让大众百姓最终下定跟他帮他杀人的决心。待到一切都已成熟，他策马扬鞭，大手一挥，“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雕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最重要的是， “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这一句，太具蛊惑性、诱惑性。于是，看到了利益、煽起了仇恨、增加了自信和勇气的民众像潮水、像海啸，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帮他颠覆了旧势力，帮他完成了站着抢钱、度过无限风光人生的理想，帮他抓住了时间：“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不枉一生。
张麻子，黄四郎，半斤八两，差不多，方法不同、智慧不同，目的完全相同。他们是强者。社会永远属于强者。社会这个大餐桌上，永远那么几个强者，占有大半精美 食物，而留给几千几万倍于他们的大众百姓的，其实只是一些可怜的挑剩了的残羹剩汤。他们的高明还在于，他们还能以慈善的面孔与举止，让大众百姓们感觉并且感谢他们公平合理的分配。
世上的道理以及分配原则，其实都掌握在强者手里，由强者说了算；而强者的理，则各有各的不同。
强者与强者间，还存在个谁来当头的问题。
“你用四条人命，换了我五代人的家业”。黄四郎觉得很委屈。
张麻子要高明得多，看得远得得多，而且看得大得多。
“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他问。
“钱不重要，你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他答。
新皇帝来了，老皇帝必须消失，历朝历代都如此。
张麻子看得很透。不管是欺骗、造谣、黑白颠倒，还是实事求是，以正义的面貌代替上帝说话，都只能仅有一个声音。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怎么说都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世上从来没有是非真假，有的只是本质。不管称之上海还是浦东，其实就那么块地方。
但是，即便这样一部注重本质、去除所有假象、将观众的视点直接引向事物真相的电影，却其中仍然有着游离本质的现象显现。
当张麻子和他的兄弟们打下了天下占领了鹅城，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们突然向他宣布：他们要走了，要离开鹅城，也就是离开他们共同打下的利益城。不能说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毕竟，张良范蠡这样激流勇退的识时务者太少太少，少得难以作为事件、人心中的本质被抽象。客观地、真相地说，张麻子和他的兄弟们在暂短的庆祝欢宴后，接下去出现的，将是各自的桀傲不逊、居功自傲、或者贪天之功为己有；于是，再接下去，就是又一次张麻子和黄四郎式的斗争，尽管形式方法可能不同。原因，还是因为只有那么一桌餐，还是因为有关餐桌上的食物再分配。
作家朱苏进、导演姜文都是看得懂人心、看得透世事的人，应该说，他们太知道接下去将会发生的是什么，太知道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影片的结局做出如此温柔、浪漫的安排？是因为他们老辣的心中毕竟还存有艺术家的理想主义美感，还是因为他们只是想满足广大观众崇拜狭义、爷们精神的心理，或者仅仅因为，这样的结局，能使他们辛苦制作的电影相对顺利地出笼？——还得问老天，除了他们，只有老天知道。 ??
最后再想补充一句，影片中，张麻子有很多迷人的地方，但黄四郎没有；黄四郎应该也有很多迷人的地方，那样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