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中国导演的叙事，都停留在《水浒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上。像《巴别塔》(国内又有译名《通天塔》——编者注)这种多线交叉的叙事模式，就常被影迷们再三玩味。导演冈萨雷斯说，这部电影企图表达全球化时代人类彼此交流的困境。四个国家，三个故事，四种口头语言，无数肢体表达。因一次疑似恐怖主义的枪击意外，而像蝴蝶效应一样的关联起来。
自从示拿平原上的巴别塔事件以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巴别塔。汽车可以把陌生人的身体运送到地极，但语言、种族、家庭、国家、宗教，以及肉体本身，依然把人的灵魂封闭在一面自我中心的墙内。什么东西割断了你与人类的交通，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巴别塔。在成都的一座汽车站内，一块提示牌写着，“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美国游客因枪击事件滞留在摩洛哥小村里的那种惊慌，其实并不遥远，离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标语离我那么近，电影离我那么远，你不能不心里悲叹，知道人类被诅咒了。诅咒给了近处的人，也给了远处的人。但你会轻轻放过自己，开始怨恨修筑第一座巴别塔的那些家伙。
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第一次在上帝面前的“有组织犯罪”。《圣经·创世记》中记载，挪亚的后代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把砖烧透，需要摄氏一千度以上的高温，这是示拿平原上“乌拜德文化”的主要成就。它们建的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这座城被视为堕落世界的象征。巴别塔有三层意义，它是人类的第一次宗教行为，人类第一次对偶像的集体膜拜。这个偶像就是“传扬我们的名”。人们背弃了祖先挪亚所敬拜的上帝，也就是从大洪水中拯救了人类苗裔的上帝，转而膜拜自己。巴比塔其实是一座神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中粉墨登场的起点。从此人们不要信仰中的启示，而要宗教中的构建。不要我之外的拯救者，而要自我实现，自我拯救，自我体认和自我逍遥。就像这部电影用一种开放性的多头结构，所拼贴出的一个当代的人类场景：身体的全球化，和灵魂世界的破碎不堪。
在第二层意义上，巴别塔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国家行为。“有组织犯罪”的结果，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崇拜的诞生。魏勒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将治水模式视为专制主义兴起的渊薮。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敦促了政治国家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实“东方专制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远东的治水模式，这是在水平面上展开的一种人类乌托邦。从大禹王朝到三峡工程，中国人永远都把桃花源安置在曲径通幽的大地上。另一种是中东的巴别塔模式，这是一种在垂直面上展开的人类乌托邦，它的核心是以人为神，以高耸入云的纪念牌，替代高耸入云的圣山。
治水模式导致了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巴别塔模式发展出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学说。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直到波斯、罗马，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一直通往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在这样的“全球化”视野中回望20世纪，原来中国的百年史，就是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在西方晃荡了两千年之后的一次会师。
“传扬我们的名”的结果，只是传扬某些人的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他在公元前406年游历巴比伦，看到一座高达201米的“通天塔”。可惜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历史学家，却不相信圣经。1899年之后，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陆续发现许多“通天塔”型的建筑。一些砖片上刻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国王，众神的护卫者，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巴比伦之君”。难怪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时，居留士大帝一时为“通天塔”所倾倒。再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而折腰。人和城邦的光荣与梦想，甚至一度诱惑了上帝的选民，使巴别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历史上重演。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就不愿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也不再喜欢先知、祭司和长老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了。他们缠着先知撒母耳说，“我们也要像列邦一样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巴别塔”。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的圆桌讨论，题目是“巴别塔与人类的表达困境”。一位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说，当年在伊朗时，负责电影审查的官员是一个盲人。他需要一边拿剪刀，一边有人给他讲解电影内容。这位学者说，作家面对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声的写作”。这是利用“通感”修辞的一个巧妙说法，我们的传统用语叫“掷地有声”。其实电影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叫瞎眼的能听见，耳聋的能看见。所谓“通感”是人与人的交流超越语言，走向灵魂互动的一种跳跃。一个朋友曾借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去看，完了还给我，说这片子太棒了，可惜没把中文字幕调出来。我说这样你也能看完？这能解释为什么大家的碟子渐渐比书还多。
电影中日本聋哑少女的故事，叫我想起“大声写作”的提法。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段落，少女的焦虑被困在身体之内，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延伸了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但当她站在另外的灵魂面前，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就是肉体本身。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却在失败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这个故事把“语言”和“沟通”的主题延展了。有人从政治隐喻的角度，说富裕起来的日本就像这个女孩，在当今世界没有话语权，她不能被听见，只能以肉体欲望的方式被看见。但电影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不是单单指向一个政治层面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层意义：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人类聚集、迁移、称帝、围城、筑塔，然后被“分散到全地”。公元后一千年间基督教的福音传扬是第二次全球化，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技术主义，则是人类的第三次全球化。如美国政治学者奥克肖特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文明的主要力量被用来建造巴比塔”。就像孤单的人为得着安慰，常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才华，“我们也常夸大人为的理想，以填充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今天，借助交通、通讯、媒体和商业，借助抽象的数字和具体的肉体，借助网络及其屏蔽，也借助电影及其盗版，全世界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再次聚集起来。这三次全球化，像这部电影一样多线索共存，勾连起五千年人类史。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精神是悲观的，悲观是指着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困境说的。但对一个后现代社会而言，“巴别塔”其实是一个温暖的隐喻。因为盼望就藏在巴别塔之前。
看这部电影，你会说，世界已到这个地步了。电影用巴别塔的隐喻，提醒我们一个被否认的事实，就是人类的同根同源。《创世记》说，“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是巴别塔事件的背景。就像我一个朋友对儿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一位牧师说，重要的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否听话，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知道要回到哪里去。他知道有一个起点，爱他的人在那里立下榜样，并一直为他的灵魂守望。
人在垂直面上也有两种梦想，就如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旷野中呼告那样，“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离开巴别塔，仰望圣山。离开这篇文章，开始祈祷。
2007-03-03于红照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