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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小说

发布: 2011-2-18 10:55 | 作者: 哈金



        近年来,国内的作家和学者们似乎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结果。其实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甚至有的编辑也梦想有朝一日能编辑伟大的美国小说。每年春季,我都教中篇小说写作。在第一堂课上我总要把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发给学生,告诉他们这就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写作的最高目标。
       
        早在1868年, J.W. Deforest 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至今这个定义仍在沿用:“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表面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有点陈旧、平淡,实际上是非常宽阔的,并富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核心在于没有人能写成这样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美国作家都明白伟大的美国小说只是一个设想,如同天上的一颗星,虽然谁也没法抵达,但它提供了一个坐标,使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纵观美国文学,我们会发现每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后面都有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子:《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白鲸》、《大街》、《愤怒的葡萄》、《奥吉"马奇历险记》等巨著都是如此。上个世纪有几部小说乾脆就自诩为伟大的美国小说,Philp Roth 写了这样一部书,诗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也写了一本薄薄的、冠以如此大名的小说。美国的小说家们都梦想写出一部接近那个理想的伟大作品。只要谁写出了一部这样的书,不管他身在何处、有无名气,谁就是主要作家。反之,不管你目前多么红火,你写不出重要的作品,你不久就得靠边让道。这是公平的竞争,大家都享有同等的机会。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小说都不很景气,唯独美国和印度两枝繁茂。这与他们的小说观念有关。Salman Rushideie在1981年发表了《午夜的孩子》;1989年,33岁的Shashi Tharoor写了一本长篇,就叫做《伟大的印度小说》。后来又出现了Vikram Seth的《合适的男孩》(1993),洋洋洒洒一千三百多页,是英语中最长的小说;接着移居加拿大的Rohinton Mistry于1996年出版了《恰好的平衡》。显然,这些大作都渊源于一种宏大的意识,就是伟大的印度小说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都多年身居国外,但他们是印度的重要作家,也就是说伟大的印度小说的意识和创作实践排除了中心与边缘的区别:谁写出举足轻重的作品,谁就是重要作家。
       
        其实,作家的地位最终就是这样确定的。记的余华说过,如果马尔克斯没写出《百年孤独》,他就跟别的拉美作家没什么两样。
       
        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此我试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希望大家开始争论、讨论这个问题。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虽然这个定义深受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但我觉得还是到位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研讨,从而把这个定义下得更准确,更能为作家和学者们接受,以形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一旦形成,作家们就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持有新的态度,因为按照我下的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后来者的心态,中国文学就真的没指望了。
       
        没有伟大的文学信念往往会给写作造成重大失误。鲁迅认真地写小说只写了七年,只出了两个短篇集子,《故事新编》不是纯文学创作。对小说家来说,七年时间至多只不过是个开端,都不足以全面掌握小说的技艺。设想如果鲁迅当时怀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他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写小说,就会给我们留下比那些杂文更有意义的伟大作品。鲁迅临终前曾对冯雪峰说他希望能再活十年,每年都要写出一部长篇来。他没能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因为他没有高远的文学信念。再来看张爱玲,她在自己汉语的创作高峰时期改用英语写小说,夭折了自己的才华。如果她头脑里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清楚自己努力的目标,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误。鲁迅和张爱玲都会迷失方向,更何况当代的青年作家呢?
       
        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形成后,文学小说就会自然地跟别的类型的小说分开。作家们会不再被某些时髦一时的东西所迷惑,会把眼光放在真正伟大的作品上,会将世界文学中的巨人做为自己的导师或对手。目前一些西方作家在国内很走红,诸如昆德拉、卡维诺、杜拉、博尔赫斯。这些作家各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他们都没能写出里程碑式的著作,也就无法滋养伟大的作品;对于这类作家应该持浅尝而止的态度,就象巧克力好吃,但顿顿吃,就把人吃坏了。然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则可以成为精神食粮,能够为创作伟大的小说提供源源的养份。我并不想在此表达自己的好恶,只是想说:一旦你决心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
       
        最后我想指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因为大家都将在同一起跑线上,都面对无法最终实现的理想。今后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写出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作家。
       
       
        哈金访谈:
       
       
        南都周刊:您曾提出过一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情境下提出的?
       
        哈金: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跟我的写作没有关系。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文学社团叫“五大道”,他们搞一个“五大道”文学奖,是鼓励用汉语写作的。他们请了一些作家来做评委,小说评委有余华,严歌苓,还有我。但是他们俩当时都在中国,没法来,只有我参加了。他们就让我在颁奖仪式上说几句话。我当时也没有讲稿,就说了一说:美国小说为什么很繁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小说的神秘概念。美国作家有这种向往,要写出伟大的小说,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来。他们听完之后,要我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写出来,说这个对汉语写作的人意义非常大,对国内作家的意义非常大。我回去就写出来了,但写出来呢,有些地方我也没仔细想。我当时就是想把这个观念扔出去,以为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呼应,说出他们自己对伟大小说的定义。但是没有人来重新下定义,他们以为我这个定义是什么重要定义,都来说我的定义好或是不好。比如王安忆说,对写小说来说,伟大这个概念太沉重了。第二年四月份,我们到法国参加一个文学节,当时有一大批印度作家在讨论伟大的印度小说。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是他们关心的一个大话题。王安忆可能回去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这不是在给文学增加负担,给国内作家施加压力,我这么说是因为国际上的作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您心目中期待的理想情景是什么样的?
       
        哈金:最为健康的情形是这样,每个年轻的作家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定义,但是大家有共同的意识。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信念、伟大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小说、美国小说繁荣的一个主要的动机。并不是说,我下这么个定义,就是这么个定义,我下定义不是为了把大伙儿都限制住了。下定义是为别人把它打破的。
          
        南都周刊:在阐述“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时,您说搞文学创作,不应该以同时代的同行作为赶超目标,要时时以文学大师们为参照。在国内很多倍受推崇的作家,比如卡尔维诺、杜拉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您认为他们都不是伟大的作家。
       
        哈金:是的。他们都写出过很优秀的作品,但他们没有很伟大的作品。尤其是博尔赫斯,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个瞎子,他自己说过写作不能超过15页,否则就会觉得太累了。但小说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不能投机取巧。这种态度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灵气”,而小说是需要真正下死功夫的。像马尔克斯,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有标志性的大部头作品。相反那些作家可能很时髦,可能是很优秀的作家,但他们并没有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家你可以学,但不能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情结”?
       
        哈金:我觉得没必要看那么重,不就是一个奖吗?作家写到一定程度,自己心里有数,半斤八两,自己知道。尤其是很多伟大的作品已经在那里摆着,你究竟伟大不伟大心里知道。作品写到那个份上,就算没有奖,也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作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把下一本书写好,这是最难的。至于诺贝尔奖,那像中彩票似的。
          
        南都周刊:在很多场合里,您都把大陆、港台、海外的中国作家放在一个系统里考察。
          
        哈金:对,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触动了很多人。那些各种各样的主席,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并不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建立了他们的位置。如果以文学的标准看的话,很多人其实无足轻重。作家不写出好的作品,还算什么作家?作家像运动员一样,不跑,不打球,那他是干什么的?既然写作,就要有职业的标准,职业的标准就是写出最好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大陆的作协体制?
       
        哈金:这个现象也只有中国和北朝鲜还有,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另外,还要考虑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过他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人首先要自食其力,这样才能做到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写出精神独立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认为在大陆、港台、海外作家当中,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哈金: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在用英语写作。我处在一个文学的中间地带。当你的作品写得足够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觉得你的融入对他们来说有价值、有意义,能扩大文化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你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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