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像阿珍这样的女人，既没有屁股也没有乳房，黑黑的，瘦瘦的，一年到头只穿一件衣服，不得不走过众人时，总是驼着背，红着脸，将两 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像只老鼠，或者说幽灵。在这逃遁的过程中，她的脑袋还老是摇来晃去，好像在说不，不，不要喊我，不要找我，我害怕，让我回家。
她有工资，但是工资不够糊口，有房子，但是产权属于工厂，也有丈夫，但现在他已待在遗像里，说到底她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皮肤白嫩，五官端正，眼睛如围棋 子般黑亮，爱笑，刚刚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了捣鸟窝，他证明上帝并不总是那么冷漠、悭吝，我们可以将他视为阿珍唯一的财产。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从阿珍失去这个孩子开始。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天空、围墙、车床、库房都像往日一样静默，只是路上驶来了一辆轿车。阿珍看到它驶进厂区时，右眼皮猛跳，她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果然，等下 班时厂长小跑着过来打招呼，说副县长要进车间视察，电视台要过来拍摄。加完班后，阿珍想自己得回去了，孩子饿着了，却是未提防副县长又站着发表了一句讲 话，说今天一定要好好和一线劳动者喝一杯。
这个女人就像是被无形的绳索给拖到食堂，在那里她本可以和其他工人一样吃饱了先走，却又因为不懂事错坐进一张桌子而被耽搁了，这张桌子后来先后坐下副县长、厂党委书记、厂长以及若干副厂长，她要退席，被副县长给留下了。这样，别桌的屁股挪得，这桌的屁股就挪不得，何况副县长还给这桌的三个工人代表先后敬了一杯酒。阿珍听到酒杯碰一次，心里就数一次，一瓶是三杯，一箱是二十四瓶，一共是七十二杯。数得差不多，忽然听到地下叮当一声，厨房师傅又搬来两箱，她就知道灾祸到了，儿子饿了，慌了，要出来找她，找不到就在公路上摇摇晃晃走，给车子轧死了。
她这样想，眼泪悄悄滑出来，擦拭时，厂长发现了，问有什么事，她只是惶恐地摇头。好在厂长很讨厌地掸掸手，叫她走，她这才像遇赦一般，红着脸撤出酒席。出门后，天色已黑，阿珍推着载重自行车小跑，然后右脚踩脚踏，左脚轻巧地越过横杠，像个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屁股不沾座位，焦躁地往家里骑行。
到家后她反常地冷静下来，轻轻下车，立起车支子，锁好锁链，轻轻拉开鸡笼，咯咯络地唤鸡进门，又轻轻夹起一块生煤球，放在对门何姨还没熄灭的煤球上借火。这一切做好 后她才捞起竹帘走进自己家，在小厅里没有发现儿子后，她笑了下，走向卧室，在那里她拉开衣柜，又爬到地上往床底下望。就是在这黑暗中她还在笑，她笑着用手 去捞，却只捞到一把空。她又捞了一把，还是一把空，因此她哭泣起来。
她走到对门敲开何姨的门，问：“你看见小明了吗？”
“看见了，一小时前还看见了，在门槛上坐着呢。”
“可是他现在不见了。”
“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玩尽了兴就会回来的。”
何姨的这句话派出所的周警长也说了一遍。周警长接过阿珍颤巍巍敬来的烟，抽了一口将它掐灭在烟灰缸，然后说：“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明天一早他准会回来。”
警长说的时候语气自负，冷漠，说完就拿小手指轻轻擦刮背靠着他的情妇的屁股。
阿珍像一切母亲一样，这个时候不停拿衣角擦眼泪，却是擦一下，把更多的眼泪惹出来，但是这根本不能引起周警长的任何同情。警察这职业和医生一样，面向全社会，见的都是生死，对你来说洪水滔天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数据之一，何况他还依 靠经验迅速判断这样的事情不值一提。他不甚麻烦地补充道：“这种事，99%都是在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的。”
阿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总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要强行扯她走，她挣扎不过，开始摇起头来，终于听到周警长叫她走时，她才抓住一句话，她说：“我儿子一向很乖的，从不乱跑。”
“每个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可是我儿子真的是很乖，从来不会自己出门的。”
“你说的谁信啊？”
“是真的很乖，是真的。”
“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有多少父母跑来派出所说自己孩子丢了吗？你知道又有多少人第二天跑来说孩子自己回家了吗？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阿珍一下吓得站起来，瑟瑟发抖，竟不知是走好还是留好，留，怕是人家要自己走，走，怕是不把人家的训斥听完是对人不礼貌，因此她一直恐惧地站着，直到周警长下达判决：“快点回去吧！”她才像木偶一样转身往外走，走出来后竟感觉好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一样。
走到门外时，她看了眼派出所垂直的六层大楼，它就像一座纪念碑插进黑色的云层，而周围的房屋不过是像一副又一副低矮的棺材，挤挨着听候着它的指挥。她不禁脚 步软了，软得一塌糊涂，她想快快逃离此地，可这时从大楼四层伸出一个脑袋来。周警长趴在那里喊：“那个穿的确良的妇女站住。”
阿珍站住，乖乖转过身来，听见周警长的声音软了一些：“我说啊，你也别认为是我们派出所不接受报警，这个是法律有规定，人口失踪都是要二十四小时后才来报警的。我是按照法律办事的，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希望你能理解。”
“嗯。”
“还有，你万一没找到，再来报警时最好带个书面材料来，叫上邻居画押，证明你家孩子确实丢了。”
第二天早晨阿珍的儿子没有回来，阿珍找人写书面材料，人家却是不肯写，倒是说了个大概意思，阿珍便照着说的自己写了，也就几句话。写完了她找何姨签 字做个证明，何姨却似手挨着了滚水，止不住后缩。阿珍往下一跪，捞住她双腿说：“何姨你大恩大德。你有好报应。”何姨进不得，退不得，待要拿笔又放下了， 说：“你还是去找厂里盖个章子吧，厂里的章子更有证明作用。”
阿珍就去厂里盖章，说明了一下午情况，才算拿到厂长签字，盖成了章子。晚上一到，阿 珍带着书面材料早早来到派出所，她怕在门口坐着人家会问她有什么事情，她要是说报案人家就会让她进去，可那时报案的时机还没到，因此她蹲在对面的几棵树后 边，不停看表。她看到时针走到晚上十一点了，才深呼吸着走出来，走进派出所值班室。
还是那个脚跷在巨大桌面上的联防队员待在那里，他说：“做什么啊？”
“昨天来过的，找周警长。”
“周警长在四楼。”
“知道。”
“知道了就去找他。”
阿珍得令，轻声轻脚地往四楼爬，爬到三楼时忽然慌了，好像爬一格少一格，自己就没得退路了，就得面见周警长了。待走进四楼，走廊里什么声音也没有，阿珍寒冷 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看到这里一共有六间办公室，间间门口挂着“警长办公室”的牌子，间间关着。她不好意思去敲门，就待在这里等着。在等待的过程中，她 听到一声咳嗽，汗便从额头上渗出来，她害怕有某个别的警长走出来，喝问她干什么。
她不知道她来干什么。她梦游一般走来也许只是因为一件遥远的事情，一句遥远的呼喊。那个孩子在遥远的地方喊：妈，我是你的儿子啊。是啊，是她的儿子，所以她一直走到这里来，一直在这瑟瑟发抖地等。
后来，一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阿珍的心脏提到嗓子眼，她看到周警长提着裤子走出来。周警长歪着眼睛看了一眼她，又看了一眼，说：“你做什么？”
“我来报案，我昨天来过，我孩子丢了，过了二十四小时了。”
“书面材料带了吗？”
“带了。”
阿珍看着他就着廊灯草草看了一眼，然后把它塞到裤兜里，说了一声“好”，就把门拉上，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下楼了。阿珍说“辛苦周警长了”，那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下楼了。
阿珍沿着电线杆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又骑自行车寻访了多个村镇后，终于病倒了。那病就像一个铲子，对着阿珍干瘦的身躯猛挖，挖到后来没有挖的了，阿珍就拉着何姨的手说：“何姨，我是要死了。”
“说胡话，好不得了的，怎么会死？”
“小明死了，我也就死了。”
“谁说小明死了？”
“我估计他死了。”
“你真是说胡话，你说人家好不端的谋一个小孩干啥，一定是拐卖走了，现在在人家当宝贝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呢。”
阿珍话虽说得哀楚，过几天却努力爬起来，歪歪扭扭骑自行车去化工厂上班了，开始几天工友们看她时眼神奇怪，过几天就习惯了。这个时候她走路已经不摇头晃脑了，她脑袋僵着，眼睛直直的，像一个犟头，她一定是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中。
有一天阿珍坐着吃盒饭，旁边恰好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姐，大姐问：“阿珍还难过吗？”阿珍低声说：“没事。”
“难过也很正常。”
大概是大姐年高德劭，阿珍望了眼她，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很多话，“大姐，我想开了，人总是要死的，不是七十岁死就是三十岁死，不是十几岁死就是五六岁死，总是要死的，谁都逃不过。小明与其以后受苦受难，倒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我总是要活下去的，我爹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娘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小明他爸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大概三个月后，阿珍铲起东西来力气和以前一样，饭量甚至比以前更大，有时候听到人讲笑话还掩嘴偷笑。就是这样太平无事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厂保卫干部像被飓风 刮来刮去的树，摇摇晃晃移过来，他手里捏着电话记录，左喊一句“太好了”，右喊一句“阿珍”，一直把全工厂的人都喊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