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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梅入夏: 陆忆敏的诗

发布: 2008-12-05 09:31 | 作者: 余夏云



中国诗坛,女诗人的声音,翟永明盖过了陆忆敏,但这决不是诗艺或风格的较量,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后果。中国的或者说古典的声音,总是要比西方的或现代的声音弱一号。西方是我们永恒优先的他者,不论承认与否,翟永明的土拨鼠总是比陆忆敏的松鼠,更加吸引眼球[1]。相信欧阳江河对此所作的过高评判,不仅仅只是一次失误的“屠剥”[2],而是隐喻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那摆不开的巨大影响。
  
理解之同情。后来者永远都不应对历史作过多的指责,任何此刻看来幼稚的举动都付出了当事人太多的努力。崇洋也罢,尚古也好,这两条路线已经织就了晚清以降中国文学的经纬。或许有一些努力被压制在历史的潜流之中,但是魂兮归来,迷魅幻影,总有一天它们统将浮出历史的地表,向世人表白现代性的诸种可能[3]。如此,“冬天也可能正是夏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柏桦《现实》),正好像翟永明就是陆忆敏一样。
  
崔卫平称陆忆敏为“文明的女儿”,一个“结晶式的人物”,她的坐标与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等人同在[4]。这个意思是说,除了睥睨一个时代的个人创造力,陆忆敏身上还有一种强大的综合能力。她是一个在传统与个人能力之间努力做出示范的人物。尽管通道过于秘密,但她确是“那种真正令人信服的风格的源头”之一,整个80年代的诗歌未曾降低水准,她是需要仰仗的一位[5]。
  
借助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教授深具影响的研究,我们看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永远是不明智的举动。事实上,不论“传统”,还是“现代”都不是简单、静止的概念,它们本身就存在不断演进、变化的一面[6]。古今中外的简单标签,根本不能用于区别传统与现代间的复杂指涉关系。但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过多地相信了西方,而把古老的中国留在深奥的汉学领域。这样的现实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反思[7]。“传统的现代化”和“西洋的中国化”已经成为一体之两面,并成为整个时代为之努力的方向。任何一方面的成功都无法取悦比较视野下宽广的国际胸怀,我们需要那种布鲁姆(Harold Bloom)意义上的强力诗人,他们能对传统和现代作出有效综合和革新。而这些名字,从目前看来,至少包括了张爱玲、卞之琳,以及本文讨论的对象陆忆敏。

耶鲁大学的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在《抒情与描写》一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总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时代去支撑他,陶渊明如此,谢灵运如此[8]。而无疑,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此处想补充的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需要一个伟岸的地点,正好像我们在谈论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时候离不开约克纳帕塔法一样,提到陆忆敏就不能绕开上海这座华洋杂处的摩登之城。但是注意,我的意思绝不是在重复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一种诚实的写作,范围不应该超出三十平方英里。”[9]它更为随意,只是在说,写作需要一个策源地,它帮助培养一种诗歌风气,而不只是提供一种写作素材。这就好比千情万状的江南山水,不仅能提供山水诗描写所需的风景,还供给了抒情中的温润气息。
  
有关上海新旧杂陈的现代风貌,已经有过太多可信的研究[10],我想此处就无需再浪费笔墨了。现代的诱惑、古典的招魂,已经借道文学,潜入各种雅俗(请允许我使用这个恶俗的词)文类。小说散文,弹词说唱,一一展现传统与现代的暗中纠结,不离不弃[11]。正如崔卫平看到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写作规范,她暗示了一种容纳,而非对立[12]。于是,在陆忆敏的诗作里,我们看不到撕心裂肺的景象,听不见呼天抢地的叫喊,那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走过山冈的

怎么度过一生呢
长出手,长出脚和思想
不死的灵魂
仍无处问津
做官就是荣誉
就能骑在马上
就能找到水源
为什么沙粒纤尘不染呢
也闪烁发光
也坚固像星星
卡在心头
最接近答案是在井旁
但我们已退化
暗感水的寒冷

——《沙堡》

这是一首带着预言的诗,因为它暗含了陆忆敏诗歌写作的两种向度(而且,这也是整个80年代乃至今后所有诗歌写作都要为之努力的方向),或崇洋,或尚古。但她无意偏袒任何一者,甚至还有意要为这两种方向作出一个综合,而且应当说,这是一首真正在“上海意义”上作出综合的佳作。
  
诗的起首便是紧迫的超现实主义,无端端的鱼为什么要长出手,长出脚和思想,乃至不死的灵魂?无人可以辩识其中缘由,但速度起来,任凭你苹果上跑马,番茄上驰象[13],它都将会带你进入参禅般的冥想。接下来的一段,充满世俗的态度,她将常人对当官、荣耀的说辞,变成了一种诗歌的表达。语气决绝,不容置喙,两个“就是”显示了世俗生活绝对的偏见与傲慢,或者说,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它们需要自己的自足性。于是,到这里,诗歌里出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言说方式和思想姿态。如果我们把第二段看作是一种日常的世俗陈述,它代表自足和偏见时,那么第一段显然就是一种精英式的追问,它对所谓的灵与思问题,即形上的世界而非形下的生活充满关切,它的姿态显然是启蒙的,尽管他无法而且也不愿给出答案。但是,有趣的正是这两种声音被安排出来,就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那通达明亮的道理,居然就深藏在日常的景物中;精英式的喋喋追问,答案正在那琐细不急的日常微物之中。所以,那些俨然的灵魂、思想,可能也敌不过一个日常的偏见。参差对照,人生安稳的一面也有比飞扬更具说服力的时辰[14]。如此,第三段就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这两种态度的直接回应。诗行仍然以提问起首,现象作结,而且答案也被给出:“最接近的答案是在井旁”。但是同王维的表述一样,这个答案也充满吊诡,似是而非,前者的解答在深浦、渔歌,陆忆敏的答案在井旁。景物参禅,机理机智全凭个人造化,说也是不说,不说也是说。“但我们已退化/暗感水的寒冷”,显然陆忆敏要比王维急切,她迫切地要为我们点明,世俗的水源乃是现代的谜底。但可惜,传统消褪,时人热心现代,已经无人领会各中意旨,只是暗感水的寒冷。是的,比起王维的时代,陆忆敏生活和写作的80年代,的确少了许多闲心和雅趣。诗人的紧迫成因于一个时代的紧迫,生产的飞速,传统的冷却,答案就在井旁,可已无人问津。诚此,我们可以将陆忆敏看作一个力图在恢复传统和建立日常方面有所作为的人物,她的方式不是对抗或回避,而是综合,让古典在现代重演,让西方在中国出没。当然,在这首诗里,前者得到了最明确的突出。
  
如果说,《沙堡》影射了陆忆敏的传统观,那么下面这首《教孩子们伟大的诗》显然可以看作是她在转化现代方面所做的思考。但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我先要向各位展示曼德尔斯塔姆的另一首诗——《只读孩子们的书》。通过仔细比较,你会发现这两首诗充满了惊人的相似。

只读孩子们的书,只珍重
孩子气的思想,扔掉
那成熟的一套,
自深深的忧愁中站起来。
我已烦透了这僵死的生活,
它给的一切我全都不要,
但我爱这穷困的大地,
我的眼睛只看见它。
在一个遥远的花园里,我在
简陋的木头秋千上荡着,
害着迷迷糊糊的热病,
我想起了黑色的,高大的冷杉。

——曼德尔斯塔姆《只读孩子们的诗》 (杨子译)
    
当我
带伞来到多雨的冬季
我心里涌起这样一种柔情
——教孩子们伟大的诗
教孩子们喜爱精辟的物语

车站外的灯光是昏黄的
墙壁是陈旧的
地上是冰湿的
我和我心中的我
近年来常常相互微笑
如果我的孤独是一杯醇酒
——她也曾反复斟饮

我有过一种经验
我有一种骄傲的眼神
我教过孩子们伟大的诗
在我体质极端衰弱的时候

——陆忆敏《教孩子们伟大的诗》

显然,我这里谈论的不是意象或句法上的相似,它仅仅是指一种诗情上的接近。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指涉了一个包含多种隐喻的名词——父亲,而且通篇读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华兹华斯的诗句: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William Wordsworth,My Heart Leaps Up)。这里父亲象征了僵死的体制和教条,孩子则成为教导者,他们的思想成为一种可供效法的自由,占有它,即是对自我僵化的拯救。陆忆敏的诗歌暗示了另一个隐喻——男人,尽管这个语词与“父亲”具有相同的效应,但是前者有意突出它的性别特征,即暗示这是一种女性气质的书写。这里孩子不再是成人的教导者,而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真实主体。他们通常被要求为坚毅、强悍、明朗,这些男性的一面,而“多雨”、“柔情”、“精辟”、“昏黄”、“陈旧”、“冰湿”这女性的一面需要被拒绝。但诗人却有意“要教孩子们伟大的诗”,注意诗人此处动用了一个恐怖的语词“伟大”。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词。女性的表述系统通常都不可能被认定为伟大,但诗人却大胆地做出了追认和否定,这样,所谓的伟大与渺小,正途与左道被陡然翻转过来,这是对女性之真的拯救。通过更改一种表述体系,进而更改一代人的成长和思考。所以,《教孩子们伟大的诗》同《只读孩子们的诗》一样,两诗都影射了社会的等级化和制度化,而且作者对此都有持否定态度,但两人都没有用暴力的方式展开写作,相反,他们以“衰弱”的一面出现,以自我削减和隐退的方式,开展温柔的教导或学习。
  
尽管,我们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陆忆敏的这首诗确实受到了曼德尔斯塔姆的触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在沿用一种中国传统的情感观念来改造社会,来转化一个西方事件。这个观念反复出现在《老子》这样的著作里,“居雌守弱”、“以柔克刚”,暴力的方式被各种戏谑的力量(比如,“多雨”、“柔情”、“精辟”、“昏黄”、“陈旧”、“冰湿”这女性的特征)转移,并对女性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做出了中国化的解读。这样,该诗就获得了一个“红颜祸水”的现代寓意,即,女性通过那些细微的美貌或教导,实现一种暴力化的结果,社会家国为之一变。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抵不上那些琐碎之美。你看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是怎么说的:
  
香港的沦陷为了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15]
  
因果是非倒置,伟大渺小反措,正是所谓的现代与传统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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