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的政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海峡两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威权的年代，文学很多是 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在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观念，现在要倒过来，政治跟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政 治人物应该做的。”这是中华台北总统马英九先生在“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开幕式致词里的一段话，《南方周末》转载这篇致词时，拟的标题是“政治 应该为文学服务”。
乍闻这个标题，恐怕没有谁比大陆作家感受更深了，当时在座的王蒙、刘心武和高行健诸公，闻之泫然的可能性，也未必没有——假如他们此前没有喝多的话。这句 话的能量之源，来自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颠覆。通常，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总有一种别样的震撼，而在颠颠倒倒之间，我们的耳朵和心灵也会因瞬间蓄满 沧桑，一时回不过神来。
好在，我距现场千里之外，再加泪囊不丰、生性缺乏将政治人物的场合性言论视为“重要讲话”的嗜好，所以，还是觉出此论大可斟酌。
在过往年代，文学只是无数次地得到政治家的训诫（该训诫有时伪装成“号召”），至于“文学为什么必须为政治服务”，则从未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就是说， “文学为政治服务”并非一个够格的学术命题，将其颠倒回来，仍然不见得构成一个命题，借用钱锺书先生的妙喻：把棍子颠倒一下，还是一根棍子，把热铛烧饼翻 个身，依旧是只烧饼。
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难免要表达作家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按一些极端的说法，拒绝表达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鲜明表达。反过来，现 实政治也难免对文学施加影响，即使作家远走桃花源，亦是影响之一。不过，我们此际面对的关键词是“服务”，我们必须探询文学与政治是否存在一种服务与被服 务的关系。对此我不得不说，这层关系只存在于扭曲或拟想的格局中，就理想态的文学而言，压根没有；“服务”乃是个陷阱式说法，我们最多在历史意义的范围 里，承认“政治为文学服务”的表述包含有限进步性。事实是，我们头顶的月亮会为夜行客提供照明，但夜行客无权认为月亮正在提供“照明服务”，文学与政治的 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尽管存在种种互动，但一方无权视另一方为服务者，一方也不必以伺候另一方为己任。伟大文学家的眼光远非世俗政治家可比，政治总以立足当 前利益得失为上，一个无视眼前困境而一味寄意遥远的政治家，很可能是个昏君，文学家则不然，他要是只为当前读者写作，只在乎一时虚誉，通常也就与伟大无缘 了。可见，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时空观都是不同的，评价体系及标准也判然有别，他们越少聚在一起开会喝酒，对彼此的工作恐怕越有利。政治家还是关心民生福利为 好，文学作品虽然会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本质上却不属于公共福利，其影响更不会囿于一时一地，政治家的杠杆撬不动文学的指数。
当然，具体到现实，“文学为政治服务”与“政治为文学服务”还是分出了轩轾，简单地说，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势必给文学带来巨大伤害，政治家倡导“政治 为文学服务”，却至少没有什么坏处——尽管好处也谈不上，因为我们无法想像有一位潜在曹雪芹会因此而笔墨奋发。政治人物向文学展示一种华丽的俯就姿态，主 要是服务于自身的统治策略及形象展示，文学本身则无需对其抱有“若大旱之望云霓”的渴盼。对文学来说，“政治为文学服务”只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客套语，它充 其量对政治家本人存在种种妙用而已。把话说白了，哪怕政治家在红地毯上授予某些作家以荣誉奖章，未来的文学史也会不屑一顾。
保持天然的野性，乃是文学的生机和命脉，文学虽然不耐挫折，但也未必消受得起过度关怀。昨天在小区楼下看到一遛狗人，不仅给爱犬穿上花裙、剪去皮毛，甚 至，还为它装上了精美的假蹄。不用说，此举透示出主人最大的关怀，惜乎狗被弄得不成狗样，竟因此走出一种狗步芭蕾的步态。我实在看不出，走出这种步伐的动 物，为什么还叫“狗”而不是“狗妖”？同理，文学不需要额外摧残，但这不等于说它应该谋求额外关怀。政治家声称为文学提供服务，实际效果不会优于爱心人士 打算为喜马拉雅山披一件硕大的毛毯。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并不怕冷。
小文感兴趣的，乃是文学与政治间的“服务”关系，并非对马英九先生的表态心存不满，如前所言，相对于“文学为政治服务”，马先生的表态已经足以让座下个别 老作家叹息弥襟、老泪纵横了。我的小见是：政治家在其职责上，能够认识到文学在其权力之外，就已大具开明，别的事，让文学自己去做吧。毕竟，真要说起服务 来，文学除了服务于文学自身，还能干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