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在高校教书，开的选修课中有一门和文学批评有关，每年学生们总会集中于这样的疑虑，有时直截了当有时拐弯抹角地问来问去：文学批评是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或者干脆说批评家是不是为作家服务的？他们接着又追问：文学批评是不是多余的，它除了对现时的文学作品可能有一点导读的作用和误读的副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对这种问题的提出，我抱着理解的态度。那些已经读到了至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肯定不会是无知无识的，背后的意思似乎是：文学批评是正在发展的文学创作的附带物，捧捧骂骂可能也常常不得要领，没有谁会领情的，干嘛还要这么辛辛苦苦？批评是不是可以游手好闲或者好勇斗狠，作品有作家来创作，文学史有文学史家来撰写，文学批评夹在中间算个什么？
因为话里有点诘难的味道，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你们有谁将来想成为好的作家和好的文学史家，一定要知道，好的文学批评从来就不会看作家的脸色说话，它的功能就设定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场之间，它是为现时代摸索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尺度，更不是为了笑傲江湖、夜宴无极。
批评的自重是批评家的职业素质的体现。
文学批评工作向来常被作家们瞧不起，翻开世界著名作家的文集，冷不防就可能撞到咒骂批评家的狠毒言辞，而且通常的状况有两个：一是认为批评家都是做不成作家的家伙们才去从事的行当，也就是说，批评家之所以对作家赞赏有加，那是因为批评家的文学能力比作家低，批评家对作品指手划脚地挑剔，则是完全出于嫉贤妒能；二是认为批评家都是一个成色，在作家凶悍的鞭笞中，一般不会专指某某批评家而是笼统地贬斥批评界。
情况还有另一面，当批评突然被作家认为有用的时候，往往就是需要所谓批评家来做“宣传”的时候，在作家老板眼里，批评家就是他的店员伙计。我们看到的批评家中有一些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充当作家首长的通讯员、警卫员、秘书、文书兼仆人，生怕被主子瞧不起炒鱿鱼。
批评的自重，应该建立在由强势作家所精心营造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场之外，离作品近些，离作者远些，坚信自己的文本阐释能力，决不去附会自作聪明的作家的花里胡哨故作高深的创作谈，宁愿低调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触，也不要机械复述作家给定的高谈阔论。宁愿寂寞，也不能讨好——被所评的作家以“只有你读懂了我”之类的夸词相许，实际上批评家是被小觑着的，肩上扛着的头脑很可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何谈自重？
无意中，批评经常不被喜欢，我们也许难以改变以作家为中心结构的文学评价谱系，好在今天有不多的前辈有着独立批评的自觉，而许多相对年轻的批评家一开始就醒着，批评正在从小心伺候的心态中挣脱出来，文学经典的阅读经验和逐渐形成的自重自信的批评观，使得他们眼界开阔、多趣多思，灵悟与史识相得益彰。自然而然地，他们除了表达激赏、阐释学理、触及幽秘而外，便无意间时不时地捅个娄子，遭点怒骂。因为他们将敬意献给了文学而不只是投向作家。
事实上，我们现在确实稀缺那种将文学史与文学现场有机融合的文学批评。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才”与“学”的相得益彰，这是变“无机”为“有机”的必备素质。
因为有身在其中的痛楚，于是我反复要说：在高校的文学学术范畴之内，存在着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傲慢”，即便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拘泥于文学史而忽视或者轻视活的文学现场的现象，这种“眼长手短”的局限，必然导致本应更加鲜活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旨趣上的趋同。同时，活跃于当代文学前沿的文学批评常被指为文学史功底不足——这也难怪，文学批评者也的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才肥学瘦”的问题。理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应该是灵悟和史识恰合之下的学术建构，理论与观点需要在实证梳理剖析当中自然发现与抽绎，既要指向文学史的演进轨迹，也更能够与活的文学现场相会通。“才”与“学”相得，在文学批评中也应主要表现为“悟性”和“史识”的无间融合。从而让文学批评既为保持文学生态的繁富性而理直气壮地存在，又要为文学史的经典遴选标寻客观适当的刻度。
我们都不愿意被轻慢，可是我们在回思中又无法不难堪，大量的批评文章显得那么“轻快”，我们常常习惯于不自觉地乘着“时代”的列车呼啸着飞奔，我们的视野被限制在列车员、乘客和一闪而过的车外景物上。可是，当我们下了车住下来，翻开书，我们没能从文学史上看到过哪怕是一部“快”的经典。米兰?昆德拉曾把“慢”和幸福、甜蜜相提并论，认为那是“凝望上帝仁慈的窗户”。“慢的乐趣”渐渐失传的危险来临的时候，文学批评有责任提醒“乡间小径、草原、林间空地”的依然存在。慢，无疑是非时尚的，问题是，文学批评也需清醒现状中的创作假象——以“快”的生产方式伪造出“慢”的疑似经典，故作漫游和硬写自然正在成为今天的写作时尚。
所谓“慢”，其实是对深在的人性境遇和人文意绪等经典因素的凝神。跟踪式的批评，在阅读跟进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会生活表层跑来跑去。孙惠芬2007年有一部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他的主人公吉宽简直就是现今批评工作者的一个隐喻。这位曾经衣着干净在马车上手持法布尔的《昆虫记》的乡村懒汉，因为他喜欢田园之散慢，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同伴们纷纷进城的大潮中，他的行为就被理解为“懒”，结果丢了恋人，失了自尊，于是他进城了，开始了他情感十分复杂和经历又十分快捷的城市生涯。于是，“慢”的乡村情味彻底被“快”的城市快感和痛感所置换。
“才”的表达可以“明快”和“痛快”，而“学”的拥有是要下“慢”的功夫的。对文学创作令人眩晕的“快”有所快速反应，有时候表现为文学批评的才华横溢和出口成章，这是“以快评快”；而对眼花缭乱的“快”耐心琢磨，发现速度之下的人心中的疯狂和厌倦的批评，才有可能是真切地领会到了“慢”的妙谛的文学批评，这是“以慢评快”。这后一种才学兼备的解悟，在冲动和理智之间的深远处，是对文学史某些不变的基本价值的敬畏。
因此说，文学批评的存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它是文学现场和文学史之间的摆渡之舟。有了这种意识，它就能够轻灵而持重，可以避免好多本不必有的疑问和非议。
能够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20年来，我这一点源于文学之爱的文学批评志业，和很多前辈老师同代朋友所给予的无私暖意是分不开的，伏案看书作文之时常常也能愉快地和他们的心思相遇。这份志业的持续，更是与授业恩师的扶植和鞭策相随的，从本科时期的杨朴教授、硕士阶段的李景彬教授、访学时候的李振声教授和陈思和教授，到博士后期间的曹文轩教授，他们一直宽厚的关注和照拂，足以让我克服脆弱增添力量。此刻我的忐忑在于，在老师眼里，这本集子不知道是否能够表现出学生的一点点长势。
除了《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一篇“旧文”因为自己喜欢而收进来，其余都是未曾结集的新作，大部分篇什也恰好写在博士求学期间，所以它首先是想献给我从硕士到博士这么多年来悉心教育我的导师孔范今教授的，虽然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对他提出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人文文化”、“生命魅性”等系统性的重要命题的理解尚处于才疏学浅的境地，但学生在努力着，我愿意让问学求真的漫漫生涯逐渐靠近可以感知的美好理想，犹如对恩师的尊敬，已经渗透着越来越真切的亲情。
2008年9月10日深夜
《活文学之魅》，施战军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