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艾略特说“叶芝竟能在两者之间独持一项绝非折衷的正确观点。”折衷的观点是，为艺术又为人生？抑或，不为艺术，也不为人生。而叶芝竟能绝非折衷，他为什么而艺术？幸亏这两种思潮后来退潮了，再无麻烦。木心说，“曾由叶芝执著的那个‘观点’仍然是卓越的，它的‘绝非折衷’的性质显明而深奥难言——叶芝知之，艾略特知之，某亦知之。”然而，允许对这个观点无知，如不谈为艺术还是为人生，艾略特不说——也无必要说——绝非折衷的正确观点从何而来？之前并无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争执交锋，艺术已经灿烂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最高的意义上，可以……我可以承认是个写实主义者。”其中存在诸多疑问，最高意义上的写实写什么实，现实吗？历史吗？日常叙事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愤不是不可理解，写实主义对他的扭曲也不是不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快地被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一种长久的耐心，但仅有耐心读不通《卡拉马佐夫兄弟》。长久的耐心也不该叫耐心，是恒心，恒久的同情心。纪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们往往不合情理，优柔寡断，而且几乎总是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可能显得乖戾和疯狂。有人说，他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生活，而是一些噩梦。”
后来，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表达形式代表了俄罗斯思想表达的特征。纪德如此看，“如果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家的话，他可能会更有条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不比社会问题重要，而社会问题又不比、远远地不比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来得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书信中写道：“人们写了那么多书，人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东西：在西方，人们失去了基督……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西方衰落了。”纪德极有意味地说：“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法国的天主教徒会鼓掌……不过，我刚才故意删掉了那几个关键词：‘人们失去了基督——由于天主教主义的过失。’那样一来，请问，哪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还敢于被这书信集中所包含的虔诚的眼泪而打动呢？”纪德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认识上帝。”显然，陀思妥耶夫斯首先是一个小说家，而且只能是小说家。“对一个‘思想者’来说，以下这点可能是够令人遗憾的。即他的思想从来不是绝对的，而几乎总是相对于他的人物。”“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它一切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借梅什金公爵之口说：“我们不能把宗教感情的实质归属到任何推理或无神论中去，它与任何罪行和错误都毫不相干；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俄国人心中最明显地、最迅速地看出这一点，这就是我的结论！”所以他成为小说家，合情合理，然而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写实主义小说家？
诗，是语词的庙堂。阴影是光线的缺失。语词的光线勾描出庙堂的形体，看得见摸不着，在人的心里，是灵魂的，不是现实的。现实的庙堂，语词建不起来，即使建成了也是违章建筑，必然拆除，清理得一干二净。现实的庙堂早就建好了，不允许在江湖上另起炉灶。词语的庙堂拆除后不会留下废墟，不存在西风残照的景观。诗，要么雷霆万钧，要么沉寂无声。现实的庙堂由于年代久远，偶尔也发出一些声响，这是庙堂结构变异引起的世俗回声，与诗无关，语词的庙堂永远是对立于现实庙堂的幻影。那么，诗可否称之为庙堂的语词？但诗只能生长于语词的庙堂，诗构成自身却不能构成现实。现实的庙堂并不需要诗的侍奉，现实庙堂的庙堂语词在庙堂建成之初已经置办齐备，在本质上，从无废旧立新的必要。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