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百多年前，兰波就说了：诗人皆兄弟。但是在对诗歌本身的评论上，人情关系却成了最大的阻力。兰波作为一个有“卑贱血统的高卢蛮人后裔”，他可以上天入地，卖军火，贩黑人，参加一个人的革命，却自然很难体会到中国社会中特有的微妙。中国诗人作为一种动物、异形和恐龙，又在现代中国这个非太阳系星球上，有着太多走样的基因和形象。
写了就得有人看，有人说，有人被感动或者被别人否定。
而诗歌又是免费的。所以我也就爱说不说，你们也爱听不听。
我一直认为，一个诗歌批评者，也应该自己具有好的诗歌创作水平，譬如艾略特、波德莱尔、叶芝或布罗茨基，譬如姜夔、袁枚、王国维、梁宗岱、冯至等。我们在前人所辑《历代诗话》或欧美诗论中，看到的不少好的评论，其作者也是好的诗人。不写诗，至少也该具备好的文学创作水平，譬如别林斯基或者纳博科夫。否则，所谓的批评就会变成盲目赞美，罗列著名格言或词语来为修饰一些不恰当的诗句，拿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秋天”来形容一个平庸的秋天，这种断章取义是评论吗？我以为这是语言游戏和恶作剧罢了。
而且评论了半天，最后还牵扯出一个“国学知识分子诗人”的头衔。
什么是国学？这个问题太没意思了。但显然又很敏感。这里附带出了一大堆艺术与文学以外的意思，如传统文化、复兴、批判欧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和诗歌关系不大，却可以充分被诗歌利用的东西。“国学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听说季羡林和李零先生都不愿意戴，我看就别瞎扣了。更不能随便往诗人头上扣。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在乎这个“国”字，而且是狭隘地在乎。其实你就是用英语、法语和世界语写作，你也是中国人。没人会拿你当西方人。纳博科夫用英语写作，就不是俄国人了吗？他翻译与注释的普希金诗歌以及由此产生的《微暗的火》，都只能更加证明其俄国血统。中国人不是一件夹克，想穿就穿想脱还能脱。现代诗人只是用汉语白话在写作，诗歌中有传统文化符号而已，跟国学的关系真的很小。
而且，中国人的一贯作风就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现在标榜谁是国学的那些人，一旦时局有变，往往也就是批判国学的人。在广场上喊口号的人，也正是在全球经济异化中走得最快的人。中国文人都是在《资治通鉴》的招数里走出来的，百足大虫，死而不僵，这些教训难道历史上我们还见得少吗？
至于对一种传统语言的借用，被误读为性格，这更是不合适的。
我从来不认为写古代的符号就是传统，正如我也不认为写口水话，白话或色情话就是叛逆，或者就是什么先锋美学。一首汉语的好诗，应该在其语句中使用它该使用的语言。偶然出了一句古体诗并非就是不是现代了，只要它用得恰到好处；正如某些时候突然有了口语，脏话或混话，也未必就是不传统了。薛蟠的“苍蝇诗”也是曹雪芹写的。目前的不少“先锋群体”（自封的）就是在语言问题上，和老一代今天派、和前后朦胧诗（伪命名）、第三代以及官方那些诗人在对抗。这个对抗是否成熟？现在还不好说。我个人也并不认为他们就代表先锋。因为历史上一切先锋艺术、文学的成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可能在现代汉语才只有九十年，新诗才只有三十年的情况下，就出来一整套成熟的先锋派。但是我认为“语言对抗”本身却有点催化剂的意义。因为汉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二十几个朝代，397个皇帝，几百个经典文学家和诗人，以及汉赋唐诗、明清话本、民国白话、毛泽东文体、打油诗、黑话、口头禅、段子、标语、口号、西方翻译作品、新生代外来语、网络异化词语……每个时期，每个种类都是汉语的构成部分。没有一个种类能代表全部汉语。
但是历史上每个时期的新语言，都来自一系列的对抗与反对抗。这是事实。譬如韩愈古文与唐宋话本传奇的对抗，就会产生唐代语言；腐儒与狂禅的对抗，就会产生宋明理学与心学的语言；新文化运动和八股文对抗，就有民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食指、北岛等人当初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话语对抗，就会产生《愤怒》与《回答》等语言。而无论什么语言之间的对抗，其根本交战的双方就两个：即白话和文言。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和地上。胡适之曾用《白话文学史》一书详细讨论了这个口语在文学中的核心问题。这里就不谈了。我想谈的是：一首诗如果不是来自对抗，而是来自归顺，这说明什么？
目前，的确有很多人的诗来自“归顺”。
莫非大家都意识到“颓废是英雄主义最后的闪光”？这是自后期象征主义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迷路才遇到的一个安全岛。而且还过时了。我看也并不是这样的。诗人性格不一，写的东西自然千差万别。但是好诗，一定能立刻动人，或让你感受到它未来的深远意义和可能性。现在的很多诗却并非如此。而“归顺”基本上是让人绝望的！跟招安差不多。不，不要跟我说柏桦，或者后期的北岛。北岛是从激情到后现代的转型，是一种对早年风格局限于时代的自觉。他们从来就是一个，不是两个。至于柏桦，他的《水绘仙侣》以及近期的一些诗歌言论，与他早年反差极大。他把这个定性为“文学的逸乐观”，这也是要和早年的激进对抗和比较而言的。单纯看现在的北岛或柏桦，都根本不成立。但是很多年轻一些的人就不太一样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水绘仙侣》也是在纳博科夫对语言与文体学激进感召下才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逸乐文本。至于其中的明朝、古诗和传统文献与情感的云集，恰恰是其表象。这就好像后期的庞德在《诗章》里写点中文，没人说他写的就是中国诗，那恰恰是表象。庞德只是学到了东方诗的简练，他的本质一直是《美国》和一些零散不成熟的纳粹的美学，是被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没有一个人的诗不来自对古代与前辈的诗的影响。即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而胡乱写批评，就是没有焦虑。今天派动辄把谁搞成大师，和下半身群体那些人动辄把谁搞成大师一样可笑。譬如柏桦是个善良的人，他对大多数人都称“天才”，从不会激烈到完全去反对谁，包括对伊沙，也包括对陈东东。我小时候他还说我是天才呢，我也请他写过对我的艺术与诗做评论，但那又如何？！他还是他，我还是我。而对陈先发、杨健等江南一些诗人的诗。我想很多诗人也看得见，不少江南诗人具有和世俗与经济社会浮躁的对抗性，但又十分缺少对语言方式和词语的对抗性。“吴音清婉”，是这个地区的历来风格。主要是，我认为都太不精炼了，而且晦涩的造语有时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把一些叙述风花雪月的诗动辄说成是复兴汉语传统，这是撒谎。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句子太长，不如写散文。其作品譬如陈的《丹青见》或《鱼篓令》等，很难在瞬间吸引我。只有一首《绝句》，我觉得还不错。只是对词语的运用我觉得很不够极端和简练。陈的原诗是：“月亮，请映照我垂注在空中的身子/如同映照那个从零飞向一的鸟儿”。我试改之如下：
月，映照于我高悬的肉体
如擦亮一只从O飞向一的鸟
改诗与否不是目的，我只是想说我个人对语言简练的理解。
每个人读诗都可以是另外一首。陈、杨等先生的诗很多，别的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对于好诗，每个诗人应该拥有共同的敏感性。但他的诗在大多数时候我未能敏感到其惊人。可能我写诗太久，对一般性的词语风景已经麻木了。类似的作品在杨健等人那里也一样多，何谈优秀？我只觉得陈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或“箴言作家”，譬如其《黑池坝笔记》，其中的句子不乏惊人的。但他并非是优秀的抒情诗人。因为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应该具有“集中词语”的精神和天赋，而不是分散词语。再则，如果写了一些诸如达摩、姚鼐或者梁祝，就是写作的“原创”，那原创就太多了。鲁迅写故事新编，海子都写过一大堆老庄，钟鸣还写过一大堆花鸟虫鱼，莫非都是原创？太夸张了。我相信陈先生自己都会觉得有点言过其实。词语被符号化，或者分散，这和词语是否是“汉化”或古典无关。每个汉字的来源都是古代汉语，但其拼贴与连续的方式，决定了语言的时代属性，也决定了是诗歌还是散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譬如翻译的诗，那种分散是由原文带来，没有办法）。词语分散就如一杯被冲淡注水太多的酒，也仍是酒，但是永远也不可能醉人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孙文波、臧棣和钟鸣等老一些的诗人作品中。
不过相对而言，余怒的诗是简练的，极端的。但又缺乏情感。
如果说每首诗都曾来自情感，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谈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余怒很聪明，能克制自己不让诗的语言激进到自己不能掌控的地步。但是我在其作品背后大多数看到的是一颗冰冷的心。他的技巧遮蔽了他的爱、激动和抒情的野性，而他自己觉得最好的《猛兽》，却最后只能是一大片词语的堆砌，很难感染人。诗能这么写吗？当然能。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拦着。但这只是技术，还远不是艺术。余怒的短诗有不少漂亮的，可我看到的多数都是机器，只有少数属于心灵。
当然，也不是就说他们。我的诗也是有缺点的，我自己很清楚。我一直远离诗歌圈子，也是不想被影响。我丢掉了早年一些诗歌中好的东西，以此换取更吸引人的技术和题材。
我知道自己的在哪儿，什么阶段该写什么，以后要写什么。
但这并非是最后。我也在探索。
讨论讨论，先讨伐与检讨，然后才是争论、辩论、评论。我在论坛里看见所谓“讨论”，除了吹捧，还有什么呢？我说是一群奴才在盲目赞美一个庸才，这话有点过 分，但话糙理不糙。奴才不是骂人，是当国民性在某些领域显得盲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过的。庸才也不是骂人，是指当这个盲目性所负载的诗人被搞得信以为真的时 候。人在发高烧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世界和声音都很遥远。这是因为血热与筋络堵塞了耳朵，使听觉麻木了。我不相信到了2008年了，中国诗歌界忽然就会涌现 出了那么多天才，跟唐朝发癔症似的，人人竟然都成了汉语诗的代表。每年还发那么多奖，开会、吃饭、吵架……这一点都不真实。一个世界充满了对什么的标榜， 就正好说明这个世界缺什么。
世界上任何行业都有天才和庸才之分，做饭还分一级厨师和家庭主妇呢。难道一概而论就能抵消写作的差异？
难道说谁是庸才，就是不客观的吗？林彪曾说：“毛主席是世界上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大天才”。他就很客观？说天才其实很简单。而在一个诗歌根本不能影响社会意 识，不能影响人们生活和历史的时代，动辄说谁是庸才，比动辄说谁是天才要好得多。不要把诗歌界搞得也跟政治界和娱乐界一样，需要靠互相吹捧才能共存共荣的 地步，那样，中国当代文学真的将变成一场可耻的宴席。
所以我说：批评就要从对批评的批评开始。
我们还没有学会真正的现代文学批评，就好像中国人还没有学会民主和宪政一样。这也没什么新鲜的，大家都在同样的大环境里。
复杂的诗歌界基本跟黑社会一样，具有很多神秘的牵制和外力。
1、在批评中说好话的往往都是在互相吹捧。
2、说不好的或者批判的，往往又会被看作是心理不平衡。
3、说废话的没有人理睬。说话也需要学习。
4、不说话的基本是有城府的、有人情的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的。
5、有思想的不说话，说话的没思想。
其实有朋友劝过，让我不说话。就跟目前大多数版主一样。这样岂不更加息事宁人？对论坛或对我以后的人际关系，也自然更好。《今天》也推荐过我，在同一个平 台与虚拟的生物链上，我没必要得罪任何人。关于版主的态度问题，我想目前的十多个版主里，估计也只有我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他的不是沉默，就是马上被 一群三流追星族用冷嘲热讽给凉在那里。面对好或不好的东西，睁眼闭眼。这办法我也会，都是在祖国内地长大的，“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眼扎毛都是空的，谁还 不知道怎么做人？但是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对个人心灵的教化。你们不是总标榜传统吗？《中庸》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所谓教”。论坛虽 小，时间也不长，却也算是某种中国诗歌界的缩影。我看既没几个有真性情的人敢文以载道，也没几个谈得上真教化，却有一大把自称很“传统”的诗人在误读中 庸。再说，是传统就是好的吗？我想如果整个论坛从版主到普通会员连一个说真话的人都没有，那可真像食指曾说的那样：“我的愤怒将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
《今天》是从说真话开始的，希望论坛保持这个传统。
现代社会，诗歌是一个完全没有丝毫实际利益可取的领域，如果在这样一个领域还不能有真性情，说点真话，那就真的太可怕了。当然，谁都可以继续沉默。沉默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认真地说话一样。从现在开始，对论坛上诗歌批评方面的问题，我也可以保持沉默。
话就说到这里。不写了，也不改了。就这么发。我也没有精力一直对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连续絮叨。
你们喜欢吹就继续吹吧。高烧中的孩子都不喜欢吃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