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要向文学研究者及普通读者慎重推荐诗人刘春所写的这本书《一个人的诗歌史》。为何要如此慎重其事？原因很单纯：如果一位读者想了解“朦胧诗”（我从来不认可这种命名，我更乐意叫它“今天派”，但考虑到普通读者以及人云亦云的诗歌专家对“朦胧诗”情有独钟，我也随遇而安，就用这个称呼）之后的一代诗人的生活与写作状况，那最佳读本肯定就是刘春刚完成的这本奇书。
为何说它是一本奇书并还如此肯定地推荐，且听我如下紧接一一道来。
这本书，从文体角度上说，可谓作者自己所说“四不像”：它既是诗人成长的故事，也是作品的细读，又是诗坛状况的介绍等……进一步说：它像评论，又像（断片的）传记，也像新闻，犹如作者在《后记》中概括的那样：“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如此庞杂的文体融于一炉，就需要一个核心来稳定它，并使各路文风跟随这核心旋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杂于一”）。这是怎样一个核心呢？正是随笔的核心，即思想性、学术性以及断片中令人折服的“试验性”闪光（这也是随笔区别于散文的地方），从而排除了散文所偏重的感性。另外，这种随笔也区别于纯粹的论文，其中的妙处犹如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的《自序》里所说：
“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按：这里的散文其实是指随笔，宇文所用的词是essay，而不是prose，下同）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
由此可见，这种能够娱思（entertain an idea）的随笔文体——将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融为一体——不仅提供了别具一格的书写样式，也预示了另一种书写风景。刘春这本书还用说吗，他正是循着这一样式和风景为我们娓娓写来的。
为此，我当然要对此书做出特别的肯定与推荐。另外，如有读者存心要将刘春这本书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作一番互文比较也未尝不可，那是我所乐意见到的，也是作者暗含的雄心。在此，我且宕开一笔，再继续来谈一下我对此书的一些感受。
本书以个案研究与一个时代的整体诗歌场为经纬编织而成，总共写了六位诗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刘春语）。这是刘春系列随笔的一部分，据我所知，他所关注并撰写了专文的诗人远远不止这六位诗人。在这些随笔中，“史”是其中一个重点，正如书名所示：“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也是我尤其欣赏的。这跟我的志趣有关，犹如我在上课时反复告诉我的研究生，切不要去学虚幻的阐释，那不仅会使学术的行家里手笑话，而且阐释本身水分大，还有拖延字数之嫌，除非你是耶稣或孔子，否则岂敢随意阐释；只有史学功夫（也包括语言学功夫）才是真学问。我从来就只偏爱具有严格历史学训练的文章，不大瞧得起临空蹈虚的阐释，即我一贯独尊汉学排斥宋学（简单解释一下：汉学重考据、实证，偏好以小见大；宋学重义理，即阐释之道）。我这样说，读者切莫误会，以为我完全拒绝批评。其实从此可见，我是太重视批评了；我只是想着力强调以具体史实带出的批评，并且恰如其分，而非瞒天过海、逛语联翩。真是幸运，刘春在这本书中所展览的六篇批评随笔正合我心，满足了我的阅读期待。他以历史学者般的眼光，首先着手处理了每一个诗人的基本传记材料，这其中最见作者的剪裁功夫，即哪些要，哪些不要；哪些是重点，应突出书写，哪些是次要的，应略写。
之后，这些材料又怎样与所引用的诗篇及恰到好处的评论天然地融为一体，并还要在其中贯穿一种潜在的思想性与倾向性？这一切综合的工作，刘春都完成得若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加之，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便自然地在行文中带出一种特别的新闻现场感及深度报道感。这些随手携来的意外品质无疑又为这本书已经很丰富的文体锦上添花，读来无不令人涵咏。同时，由于“新闻”的适量介入，这六篇文章显得更为落实、可靠、饱满，并逶迤出一种科学般的准确性，真应了“诗有别才”一句矣。为此，我称这一写法为一种评传式的随笔写作（以史学笔法为主要特征），这种灵活机警的随笔非常好看也极为耐读，它的资料性及作者随处的洞见不仅对相关研究者很实用，对普通读者也一定会是赏心悦目的——他们通过这本书及书中的六位诗人便可较为充分地认识一段诗歌史。我每每也不觉跟随作者的文字一路宛转而下，欣赏起沿途各个不同的景致来，即每位诗人不同的侧面：诗或生活或内心的悸动……
历史很奇妙，往往需要等待，等到某个恰当的时候以及某个恰当的人出现，那其中一页才会被精彩地书写出来。从这一角度说，“朦胧诗”之后的这六位诗坛精英是幸运的，一位比他们小十余二十岁的诗人刘春即时出现了，并愉快而勤勉地胜任了为他们画像的任务。
那么，刘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顺势而来，我要为普通读者作一个介绍（诗人们对他应是很熟悉了），并以此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独独是刘春而不是别人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说起来，我与刘春神交接近十年，但迄今为止从未见过面。最初的交往是他寄给我的一封约稿信，信中向我要一件我的手稿，似乎要用于他所编选的一本诗集中。由于我对他有所了解，便很认真地开始翻箱倒柜，从一个布满灰尘的纸箱中寻出一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稿《牺牲品》。为何单单选这篇寄他？那是因为我觉得此篇手稿品相最佳：从零乱的改动中，你可清楚地见出一首诗产生的轨迹或刻痕。此后，我又读了他的诗歌，其中一些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认真、严格且心怀抱负的诗人，用一种古典主义的口语写作。再后来，我又读到了他大量的随笔，其中有许多是写当代诗人的，而这些随笔在那时已显示出他后来不同凡响的评传随笔形式了。从这些随笔中，我发现了他宽阔的诗歌视野与品位，他绝不坚执于一种诗歌口味，从这本书所选诗人可见，他既能激赏口语诗人如于坚、黄灿然，也能对欧阳江河、西川给予极高的礼赞。
这里，我要稍稍多说两句黄灿然。因为刘春对他有一种隐秘（当然他也是公开表达过的）的热情，这热情其实来自于二人在随笔写作上的一些共同处及不同点：二人都推崇文章是真有话要说，即言之有物、不弄玄虚，而且绝不允许在文章中乱玩所谓的时髦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为了威吓读者）；文章应具体、准确、丰富（信息量大）、诚实（逻辑性强）。但二人又有不同，刘春的文章颜色要暗一些，调子要沉实一些，黄灿然的文章却更为明亮，调子也尖锐一些。
刘春虽出身于广西桂林，但他曾在成都求学四年，那正是诗歌在成都风起云涌之时，继北京之后，成都被公认为又一座中国诗歌的重镇。成都或整个四川的诗歌气氛无疑感染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子，再加上他那学工科的背景，这就更有意思了。他对文艺的科学精神以及镇静独立的批评姿态，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线索。而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新闻工作，又为他在行文中非常讲究的实在感与精确性找到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便他说他最初对新诗的兴味来自席慕容和余光中（之前他喜欢古诗），但他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也可以说现代诗）品位应是“朦胧诗”和“第三代”打下的，这便顺理成章地预示了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高起点。
刘春这本书，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书名拆解开来，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丰富的指向：“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是刘春“一个人”的，无论对所论述的诗人、诗作、事件的选取和阐释，都体现出某种浓重的个人气质。其次，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诗歌史。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大量文学评论中，“人”是极少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冷而硬的术语、貌似“客观”但缺乏体温的行文、内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谓论证逻辑、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罗列……这样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纸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内心的懵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里缺少了“人”的存在。没有“人”，也就没有了生动在场的气息。而刘春的这一系列随笔，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体温。作为一个后来者，刘春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触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们，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前面说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人”。毫无疑问，接下来的关键词应该是“诗歌”。这是一本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专著，所论述的六位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点到即止，有的则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据我粗略统计，仅细读的就有顾城的《墓床》、《悟》，海子的《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读弗洛斯特》，欧阳江河的《手枪》、《草莓》，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高楼吟》等近20首。未细读但进行重点推荐的也超过20首，基本上涵盖了这些诗人自习诗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一些作品的阐释中，刘春丝毫不拘泥于前人的规范，而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他对顾城的《墓床》所进行的分析，是我至今为止所读到的对这首诗的最令人信服的解读，特别是对“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的阐释：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这种进入作品的方式，新颖、独到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刘春没有局限于字面上和内涵上的发掘，还生发到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读者从中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首具体的诗歌的理解，更是进入艺术作品内部的方法。“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古话，在一个当代青年诗人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回应。
按一般人的思维，一首诗解读到这个地步，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刘春却没有止步，他还要往更深处掘进。紧接着，他从诗意本身延伸到对诗人命运的讨论上，并最终得出结论：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我想，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文学评论”来概括，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我想，这也许正是刘春的诗学随笔能够突破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包围，成为批评百花园中的一枝而为世人关注的原因吧。
接下来，应该说“史”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癖，人人都可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譬如我就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采访中公开说我自己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不然怎么解释刘春对历史的着迷呢？须知他这本书的书名正是《一个人的诗歌史》呀。自然而然，在这本书中，历史或事实是他首先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们经历了诗歌的狂热期到冷寂期，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刘春这本书里谈到了许多或极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许多多年以来缠绕着文学界的问题。比如顾城和谢烨刚把钱存进银行又反复去领取；比如于坚少年时，亲身经历的父亲同事对友情的背叛，青年时因为几句抒情诗而被学校领导批评为“有阴暗心理”；还有“朦胧诗人”早期受到的种种磨难，八十年代诗歌江湖状况的描述，对《尚义街六号》写作时间的考证……真正的历史不正是在这些可读可感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吗？
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六位诗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体诗歌现场。
同时，刘春当然也深知，在超乎此点之上，“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情感的真诚比掌握‘事实’更重要。”（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由于刘春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同行的行为与作品，即使有时候这些同行的行事风格略显怪诞，在他的笔下，也看不到社会上习见的调侃与讥讽，有的是无尽的尊敬与爱护。为此，他才会在历史与事实之中倾注他对这六位诗人的可贵情感，写出了这部充满情感的诗歌史。
最后说几句并非题外话：昨夜在构思为刘春写序的停顿时刻，我随手抄起了床头边的一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开卷第一段中我读到了如下文字：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套用这段文字，我改写如下，以表我对刘春、对书中的六位诗人以及更多的诗人敬礼：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广西桂林人刘春的当代汉诗之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当代汉诗的功业，使之不致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中国当代诗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日以继夜对现代性的追求之原因给记载下来。
2009年10月15日于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