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与文学之外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这一方面因为“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文学思维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着比文学性更为峻切的国家、民族现代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最习惯的仍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非文学的话题来谈论并作为评判文学价值高低的依据，是一种源远流长且被广泛认同的思维定式。对于“文学性”的遗忘，对于文学“审美属性”的忽略，已经成了一个共同守护的秘密。我们读一部作品的兴奋点、关注的焦点总是集中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极易作社会学解读的因素上，而审美的、艺术的问题则沦为了一种次要的因素，这样的现象至今存在，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越来越远离其本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中国文学仍然是在此种价值观的轨道上滑行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冲动则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在努力完成向文学性本质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文学性”的历程本身是曲折的、充满了变异与犹疑的。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到来，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变革，“纯文学”文学性的价值又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某种意义上，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像与诉求与90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似乎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事实上，考察“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命运也正是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的“纯文学”之旅应该说是以中国当代新潮(先锋)小说拉开帷幕的。新潮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场文学革命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在“纯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上的新认识与新突破密不可分的。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详细分析过新潮小说“纯文学”诉求的“现代性”背景：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现代化”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文学也不例外，它不仅狂热地参与了现代化神话的建构，而且成了民族现代性诉求最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又是以“旧的文学形态”来承载民族的现代性诉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热的现代性激情外，文学关于自身现代化的想像是迷茫而残缺的。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学的不满更为强烈，这表现在：其一，呼唤“纯洁化”；其二，呼唤“现代化”。80年代初期所谓“真伪现代派”之争其实也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这就是中国先锋小说产生的背景。(参见《秩序的他者》，《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在这个背景上，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下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建构。先锋小说对于西方叙述方法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神入化的融会贯通，初步满足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关于审美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想像与期待，释放了文学的焦虑，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陈旧的文学形态之间的矛盾。既与社会其它领域的现代化诉求相呼应，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又极大地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先锋作家把“叙述”的地位抬到一种神圣的地步之后，在“怎样写”、如何叙述的问题上他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更为可贵的是，先锋作家在“引进”这些先进的陌生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的叙述方法时，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和主体创造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叙述方式虽然是“拿来”的，但却是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驾驭的。因此，叙述方式的革命在先锋小说文本中总是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们仿佛不是“模仿者”而是创始人在小说中进行着炫耀式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先锋小说以对“想像力”和“语言”的崇拜，形成了以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实验，不仅使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由空洞的想像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态，由观念的演绎变成了真实的实践性内涵，而且真正实现了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性”的真正展开创造了条件。
然而，先锋小说建构的这个 “纯文学”的乌托邦神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破灭了。一方面，先锋小说是以对“纯文学”的承诺来回应8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想像与呼唤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先锋小说就建构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形式的神话，语言的神话，创造的神话，自我的神话，下个世纪读者的神话，等等。但随着先锋小说的展开，这些神话却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先锋小说利用人们对神秘、陌生“形式”的敬畏与宽容，建构了一个“仿制”性的形式大厦，这个“大厦”作为纯文学的示范性“榜样”，确实在一个时期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脱意识形态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形式”被自我和他人的反复复制，小说已不是“创造”而成了作坊式的“生产”，“形式”所内含的创造性和个性就被挥霍殆尽，“形式”日益蜕变为一种姿态、一种符号，成了平庸的、放纵的、不知所云的文学的庇护所，读者对这样的“纯文学”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和时代语境的变化，90年代以后文学温度的降低，不仅使纯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且使得纯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怀疑。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道德的滑坡都归罪到“纯文学”身上。在对“纯文学”以及“形式主义”的反思 、批判中，“文学性”似乎又成了文学的社会承担能力、对现实发问能力、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等的对立面。先锋小说在80年代以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确立的“纯文学”价值观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由中国文学评判标准问题衍生而来的。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一直缺乏稳定性，一直没有能够形成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拘囿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尺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又一直不是有机性的，而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总是或左或右，以偏概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局部、不同的理念出发完成对其它文学形态或整体文学状况的判断。这也是社会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政治的批评、审美的批评、道德的批评、精神的批评总是被极端化的原因。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标准”第一性的被消解，随着多元化文学诉求的逐步实现，随着文学性想像的空前高涨，历史其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建构有机性、综合性文学标准的机遇，但是遗憾的是可能性并没有转化成现实性，“政治标准”被消解后带给文学的价值真空，非但未能给中国文学界一种有机性、生态性的文学思维，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纯文学的狂欢”之后，在全球化、文化研究、大众媒体的操弄下出现了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的状态，经典与非经典、好与坏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又出现了复辟过去的文学思维、否定“文学性”、重新回归意识形态批评的倾向。当今的文学评判尺度再次出现巨大变化，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历史化问题再次被延宕，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题材决定论”、作家身份论等文学评价尺度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有再度复活之势。某种意义上，所谓无产者写作、底层写作、农民工进城、打工文学、中产阶级文学、主旋律写作、反腐小说、新生代小说、80后写作等等话语在中国文坛的流行正是从题材、主题、世界观和作家身份角度判断文学价值高低的文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纯文学”之类的话题本身就具有假定性、策略性和乌托邦色彩，并不是说文学可以纯粹到不涉及题材、主题、作家身份、作家代际等问题来“真空”状态地讨论文学性，而是说这些问题应该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谈论，更重要的，它们不应该构成对文学性本身的遮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以底层文学热为例来进行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级别的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话语范畴也是层出不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底层文学热”本身其实无可厚非，它代表了全社会对一个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关注与支持，代表了文学界对一个新的文学群体和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审美期待与想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幽灵般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与遮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