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20世紀中國文化的轉型
发布: 2017-1-12 19:39 | 作者: 李紅豔
換言之，白話文運動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一次集體精神實踐活動、是他們以知識精英的姿態進入歷史的一種行為方式。在這種集體實踐中，無論以文化改革入手實現社會改造、還是以意識形態的宗旨實現政治改革，文字的選擇無疑都是一種無法回避的路徑。白話文運動在歷史潮流的推動下，逐漸摧毀了原有的精英文化或者說是傳統文化理念，並以文字變革對思維模式的潛在轉化為契機，衝擊著人們原有的思維模式。
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直接對應的是簡化字運動。錢玄同首先在《新青年》第七期第三卷上提倡簡化字。1922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召開第四次大會，他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案》，1927-1934年簡化字運動以大眾化的報刊為陣地逐步推展開來。但其關鍵不在於漢字如何簡化，而在於簡化字運動的動機，是認為漢字繁簡是“學術上、教育上之大障礙，”這是文學革命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即教育革命。
而單純從文字改革視角而言，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運動是白話文運動的深入和繼續，進一步將白話文文字的書面化與大眾聯繫起來，並糾正了白話文運動前期的歐化趨勢、文白夾雜的表述形式，徹底將傳統文化中隱含的精英語言性質消解了。而同期發生的國語運動，則將白話文表述系統性地提升到現代漢語語法學的角度，從而與文言文系統所形成的古代漢語語法系統中相對應。就實質而言，白話文運動是伴隨著文學革命而出現的，帶有強烈的意識性色彩和文化歸屬意識，簡化字運動則是從教育制度出發演變出來的文化變革的努力，而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則將文學革命的內核剝離，最終演變為純粹語言在大眾中如何普及和體系化的問題。
換言之，就文化歷史發展脈絡而言，文化激進主義者成功地以批判傳統文化的姿態，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建構在歷史所賦予的特定情勢中，使得白話文自身漸漸成為緩慢改變中國文化的終極力量之一，也成為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主流觀念的重要因素。
筆者認為，就文化發展脈絡而言，以白話文運動為契機，將文化表述的形式與西化運動思潮相結合，將改造社會、變革社會的期望寄託在文學革命上。這種文化運動的後果發生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對精英知識權力壟斷的衝擊，二是對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影響。前者體現在對原有的文化邊界和文化傳播模式的衝擊上，原有的文化邊界與文化傳播模式是與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結合在一起的，現在則轉移到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層面上來。後者則直接體現在對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文化傳播物件的選擇和傳播內容的構建上。
白話文運動的進一步拓展，不僅是知識份子的公共領域，也包括政府和黨派的教育理念，以及隨著科舉制度廢除而形成的社會權威體系真空和文化教育制度的斷層，都推動著白話文體系與政治、教育和文化傳播相結合，逐漸走向了制度化和體系化的態勢，繼而演變為改革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一種符號和象徵。也可以說，形成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第一次轉型。
文化大眾化的展開與文化反思的起點
隨著這種轉型的深刻化和普遍化，文化大眾化的過程也相繼展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被大眾化和普及化的文字，儘管只是工具，卻是當時最為銳利的工具，如何借助這一工具完成變革中國的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成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的共同選擇。這一時期發端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終結於抗日戰爭爆發前夕。
1927-1937年後，對20世紀的中國文化發展而言是一個關鍵時期。其時的國民政府希望建設一種党治文化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所謂党治文化是指“一種形式上介乎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權威主義政治文化與體制化了的社會控制模式，它通過政黨對權力的實際壟斷、使政黨內部政治信仰與行為規範在全社會範圍內的泛化，也即通過使遵守政黨黨義的義務無條件地由其黨員擴展至全體公民。”蔣介石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宣導的新生活運動，歷時十餘年，其主要宣導的內容包括以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教育國民、從改造國民的日常生活做起，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標準、以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特別是軍事化為目標。筆者認為，某種意義上是為了與党治文化相呼應，在文化政治化和文化大眾化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但是這雙重努力均成效甚微，党治文化建設的努力直至1949年底，也沒有在中國社會底層完全展開。新生活運動同樣宣告失敗。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的同時，以農民文化作為開拓本土文化資源的新型文化類型，從而找到了以農民為突破口的文化政治模式中的大眾化過程。毛澤東在其所著《新民主主義論》、《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了這種新型文化的特點。這種新型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這其中的含義有三：（1）文化是帶有階級性的；（2）文化是政黨意識形態化的產物；（3）文化是大眾的文化，而不是精英的文化（但大眾本來這一概念就比較模糊）；（4）文化是變革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工具。其最大的特點在於將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的文字變革當作工具，將文化品格真正系統性地轉向了底層、轉向了大眾，文化主體也由知識階層的締造者轉移到農工大眾階層中，從而完成了文化主體到主體文化的顛覆過程。如果說，原有的文化主體是代表著社會精英階層的知識階層所宣導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話，現在的主體文化則將之顛倒過來了：文化締造者的身份由知識份子向政治活動家轉化，文化內涵也被充分拓展到了政治領域中。文化政治化自此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文化的一個鮮明的特徵。
就理論層面而言，以提倡新民主義文化價值觀念為基礎，在文化大眾化的過程中自然地滲透了濃郁的政治化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價值的傳播者和接受者的雙重身份都轉移到農民身上。其中，白話文運動的鋪墊卻成為基本前提之一。
在1937-1949年，在國民政府宣揚党治文化、推進新生活運動的同時，新民民主主義文化伴隨著救國救民的樸素意識形態傳播，在底層農民中逐漸生根發芽，知識精英階層的文化價值觀念雖然依然保持著，卻已經不再是主流。
建國初期，文化政治化與文化大眾化的融合並未完全實現，原有的精英文化價值觀念與新民民主主義文化價值觀念，依然在跌跌撞撞中被延續著。這兩種文化路徑同時在政治化的邊緣化旋轉，精英文化價值觀經歷1957-1977年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之後，不斷地朝兩個方向轉變，一是有意無意地與文化政治化價值觀銜接，二是自覺地浸淫于文化政治化的價值觀中，主動改造精英文化價值觀。新民主主義文化價值觀則通過種種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尤其是通過文化革命，在基層民眾與原有精英文化的實物表徵——如孔子等人的像、寺廟、祠堂之間實現了從行為認知的直接轉變，這種從行為到認知的反向轉變也隱含了當代中國農村文化傳統儀式和觀念復甦的基本前提。
如果說，這兩種轉變，以極為清晰的路徑，昭示出20世紀中國文化的第二次轉型的話，對這種文化轉型的反思則成為20世紀80年代知識精英反思文化的起點，這種反思恰恰以對五四時期的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而展開。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一“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中指出“文化改革是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礎”，符號、價值和信仰體系的改革是改變人思想的最好的途徑。這種思想模式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改變世界觀，通過世界觀的改變就會產生第二個層次的改變；第二個層次是：改變符號、價值和信仰體系，通過這種文化上的改變就會促使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革。這種思想模式並不以經濟的發展為先決條件，物質的追求在這種模式中也不是占主導性的。余英時則認為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基本上中國近百年來是以‘變’、變革、變動、革命作為基本價值的”，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幾乎沒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革”就是這種思想不斷激進化的最高峰。隨後譴責激進主義、呼喚保守主義逐漸形成一股潮流。換言之，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全盤西化思潮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是當時的主流論調。同時，對白話文運動的反思也成為一種視角，由於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宣導者忽視了語言發展的規律和人的思維模式的潛在影響力，他們對漢語本身形式的否定，直接導致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畸形態勢。傳統與現代、激進與保守，再次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命題、也再度成為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展現自身觀點的主要社會現場。
1988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河殤》便是這種激進主義的主要代表。陳來指出，五四時期、文革時期和80年代的文化熱是20世紀文化激進主義的三次高潮，後兩次文化激進主義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某些觀念價值的繼承。許明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激進主義的氛圍中發展起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便是文化激進主義的產物，這種文化形態也直接將中國文化發展拖向了文革中對文化的畸形批判和誤導上。因此，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20世紀的文化運動，是在中國社會宏觀發展背景中、伴隨著文化激進主義思潮，尤其是對文革的文化運動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對照中而形成的。也正是在這一運動中，學者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與中國現代化過程相吻合的學術命題衍生出來。
換言之，在對這三次文化激進主義思潮的比較中，我們是否可以重新反思五四時期推行的白話文運動對人們原有思維模式的影響力、反思文字形式的轉換與思維模式的形成之間的對應關係？經受著傳統文化浸淫和西方文化教育制度洗禮的五四知識份子，即使是提倡白話文運動，也是以潛在的傳統文化思維模式為前提的，以西方世界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為比照的。而文革時期的文化激進主義宣導者和推行者不但將白話文這種文字形式純粹降低到政治意識形態層次上，更是以社會集體行為的模式將五四時期開始摧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在民間社會和社會體制內進行雙重圍剿。這也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提倡者在反思文革文化激進行為的過程中，一開始便處於傳統文化缺席和心理焦慮的狀態，因而即使是提倡文化激進主義，也忽視了傳統文化本身的的內在衝突和多元性、同時也消弭了現代社會的視角，更多的是一種輿論宣傳和感情宣洩，至此白話文運動對中國社會整體思維模式的影響力在經過了文革之後，以極為強勁的形式凸顯。
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界，有了十年的反思與沉積，學術立場自然會發生了轉向，80年代的文化批判立場被逐漸放棄，文化保守主義的論調開始復甦。可以說是文化激進主義的思維模式在80年代提倡者自身的文化“缺失”中、在80年代末期社會思潮和學生運動的沉雙重打擊下，開始在學術情懷和文化訴求上緬懷遙遠而沉積已久的文化傳統。其時，對學術的追求似乎成為社會各界的熱點，風行一時的《美的歷程》可謂當時美學熱的一種明證，而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的宏大理念不僅使得當時的出版界和學界共同出版了系列的國學著作，也翻譯出版了20世紀西方學術思潮的主要著作，不僅是遠古和中古時期的傳統經典成為出版界的寵兒，民國時期學者的研究著作也成為人們對原有的傳統文化的一種思慕而成為出版社競相選擇的對象，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的規模可謂宏大，從傳統文化、近世文化到外國文化基本都涉及到了，時間跨度也從1996年一直綿延到2005年，可惜的是，社會環境在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普及形式和商業化運作相結合的模式希冀引起如80年代初期的文化熱潮，已經是一種文化夢想了。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方面堅守著傳統文化的信念，一方面在商業化和學術市場化中掙扎著，文化建設不再是一個文化命題，逐漸演化為一個政治文化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