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的文章很“好看”——流畅生动，即使深入线团也能轻盈地找到线索求得归属，没有因为对于理论术语的挪用而导致的架空和死寂感，这恰恰说明那些理论与他的亲近。而他推导结论的方式，是极为仔细和朴素的文本阅读，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在评论马原的《牛鬼蛇神》时，张定浩仔细比对了马原在三十年前写的《零公里处》与《牛鬼蛇神》（卷0北京）之间的细微改动，在许多个乍一看完全相同的句子中找到差异——“这改动是极其细小的，同时又是非常精心的。……正如涂改痕迹的手稿可以最真实地展现作家秘不示人的文艺观，从《零公里处》到《牛鬼蛇神》北京卷的变化的痕迹，似乎也可以最真实地呈现马原对于小说和自我的认识。”
我要说的是，这种面对文本的方式也最真诚地呈现出张定浩对于自己批评者的身份及其存在状态的认识。
艾略特曾经在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人的心灵实在是—种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这似乎是对张定浩文中那些精妙隐喻或是形象论述的注脚——他在评论苏童《黄雀记》的一文中写道：“那只黄雀在几个房间里来回飞舞，翅膀被墙壁挡回的痛苦渐渐转化成心安理得的生活，它开始习惯眺望远处的螳螂和蝉，并一次次在假想中吞咽它们。”在评张炜的《你在高原》一文中写道：“张炜早年写过一本名叫《古船》的小说，某种程度上，阅读《你在高原》的感受，就有如目睹一艘几十年前的沉船，终于被打捞上岸，立在新世纪的海边，以它的体量，和锈迹斑斑，以它在价值评估时必然引发的、诡异又熟悉的辩证法，以它散发流溢的‘中年人的辛酸’，一起挠动着我们。”在论到余华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就有许多报纸上津津乐道的事件和话题来回应对他的《第七天》的质疑时，张定浩写道：“似乎，余华有一点点阿Q面对小尼姑光头时的委屈和不屑，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为什么马尔克斯能把新闻事件写进小说，旁人就不能？”
这些闪耀着狡黠智慧的论述，充满着敏感的想像力，显露出张定浩的气质，缠绵的诗性，锋利的触角，交织着敏捷和体贴。以其诗人的敏感，他明白“只有赋予语言极度的精确性和透辟，诗人和哲人才能意识到，才能使读者也意识到，其他不能用语词包围的维度” 。
这当属张定浩的叙述策略，但在他的叙述策略背后有着更深的理念——对于细节感受的关注并不遮蔽他所期达成的愿望：“对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式的判断”，“批评也就不再是一件批评家玩耍的智力游戏，而是有能力面对普通读者的。”而这种呈现方式是属于作为诗人的张定浩的。
周作人曾经用密点印象派靠观者的眼睛去搅拌画面上的红蓝黄三原色而生成图像这一技法，来比喻读书的境界：“自己体会出来的书中情事格外生动，没有古今中外的间隔。”而诗人所提供的，便是让读者自行搅拌的空间，来引诱属于个体的现实。
张定浩期望唤起读者的感情，他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但绝不是灌输给他们一个结论。换言之，他期望用那些鲜活的表述引领读者伸出自己的触角，去发现那些在之前的阅读中被忽略的或者是隐约闪现却终究无法言明的感受。他的这种言说方式很有些漫谈的意味，自然随意，层层推进之外忽地截断众流。他推崇“倾盖如故”的处世读书方式，并且将他的书评集命作《倾盖时》——看似自然流淌、随性而为的文字，暗含着他对于文学之道、生命之道的敬畏和追求，以及对于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既见君子》是张定浩钟爱的一本集子。他多年磨一剑，在37岁的年纪出版了他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著作，而他的个人气质在其中显然更为浓烈。这部集子虽然谈论的是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但却明晰地诉说着属于张定浩的当下和内心。如他在引子中所说：“不是做文学批评，也不是做考据翻案。”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此刻做的是借着“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这“借”和“浇”又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诗歌的流变及其时代，而非一味地“自由理解”。
他喜欢谢脁的“别后能相思”中的“能”字，因其“让之前所有摇摆阴郁的诗意转化成一种真正的轻盈，让相思这件辛苦平常的事情变得焕然一新，变得无比令人期待”；他说到一篇怀人的文章中将陶渊明的“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写成了“安得促膝”，而那个被怀念的人如果知晓，也许要“从地下跳起来，因为她对文字和空间实在都是敏感的，大概忍受不了膝盖与膝盖的碰触”……这些直接细腻的感受，读来让人会心一笑。“爱憎之情自我，离合之理自天”（黄侃语），这些文字中深重的个人意绪及其介入自我和现实的倾向，赋予了这些小文鲜活的魅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事实上，他最希望的是唤起我们对于这些古典诗心的亲近感，而非只是与他的具体感受产生共鸣。《既见君子》的书名，有大义存焉。
“汎汎扬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诗句贴切地勾勒出张定浩在未见“君子”之时的忐忑不安。“君子”硬往实处说，是隐含在这些诗歌中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感悟，但究竟是什么却是不可言表的。张定浩想见“君子”，但并不是要求得“君子”的具体教诲或是指引，“君子”在他心里本就不是可以框限的观念和教条，他要的是“目击道存”，直面这些诗歌，让心灵宁静，以获得让自己踏实和幸福的力量。这样的心性和理念隐化成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底色——作为一个批评者从诗、从小说中得到的体验，固然希望读者感同身受，但在终极层面上是不可言传的。这是一种对于生命根本问题的体悟，在张定浩的文学世界里，这种体悟外溢在了他的表述方式上。
元好问、袁枚等诸多文人都著有《论诗绝句》，以诗解诗，或许是最为合宜的让人靠近诗歌的方式，而“本雅明决心将文学批评变成抒情的形式，变成产生意象的镜子” ；作为批评家的波德莱尔和和苏珊•桑塔格体内必然裹挟着诗人和小说家的特质。张定浩似也在进行着如何让读者更天然接近文学的尝试。“诗歌里需要忠实和准确的，不是意义，是被唤起的感情”，这是张定浩写诗时的呓语，也是他对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期许。
似乎很难为《既见君子》找到一个文体上的归属——随感、诗论还是小品？归属也许并不重要。这或可唤起对于文学批评在文体混融上的可能性的讨论。
乔治•斯坦纳曾对于一些作品的无法归类表示欣喜：“在它们之中，散文与诗歌、戏剧声音与叙述声音、想像与纪实等传统分野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完全错误的。……它们的表现形式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意义应该如何交流的看法。” 《既见君子》显露出文体混融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在张定浩的其他文学批评文章中，还只是隐约闪现，但这尝试的路径应该会越见明朗。法国批评家米歇尔•莱蒙曾评价法国作家奈瓦尔的“才能在于能创造一种与自己风格特色十分相适应的形式。小说体裁的概念被他冲破了” 。张定浩是那种“跟着自己的心写作”的人，在我看来，这种诉求的最高境界，当是对于文体乃至其他诸多约限的冲破和跨越。
因为热爱诗歌，张定浩也常译诗。在众多评判诗歌译文水准的妙语中，他最服膺雪莱的原则：“译文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反应，应与原文唤起者相同。”而在文学批评领域，这样的原则也当顺延——文学批评应在读者心中唤起与文学作品一样或者说独立的反应，而不仅仅是被捆绑的，它可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存在。
萨特曾这么评价作为批评家的波德莱尔：他“是从不忘记自身的人。他看着自己看见了什么；他看是为了看见自己在看；他观看的是他对树木和房子的意识，物件对于他只有透过他的意识才能呈现，显得更苍白、更小、不那么感人，就像他透过观剧镜看到它们似的”。
于此，我们当可见文学批评的本质就是一种“观看”作品的方式，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方式，而“观看之道”的主观色彩可以通过独特的观点，但更深层地则是通过独特的气质和文风体现。
我们可以想像，文学批评在摆脱了与作家作品的纠缠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存在后的景象——人们意识到，文学批评是且仅仅是一种“观看”方式。批评者可以用符合心性的文字将面对作品那一刻的真实自我置入其中，继而带着距离来反观那个自我；而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种观看的角度和训练，形成“独立的内在声音” 以多维地审视作品、内心乃至生活。一切都是鲜活而未知的，“没有预先设定的形态和语调，没有预先设定的疯狂程度和隐喻逻辑”，“一切从零开始” 。张定浩的意义在于呈现给我们一种诗人“观看”作品的方式，并且意识到要保持这种方式的个体独特性——“只要有呼吸，有看的眼睛，/这诗就常在，并给你生命”（莎士比亚诗）。
张定浩曾用过一个叫“撄宁”的笔名，取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意指身处纷乱之中，依然内心平静。以此自勉，说明他意识到自己心性中“载沉载浮”的一面。张定浩的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呈现出矛盾和嬗变，但其底色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个体丰富性的尊重，对于生命根本问题的体悟和敬畏，对于开放性表述的追求。对此他有着某种极其自觉的追求，又因才气横溢而显露出“通过一切赏心悦目的东西得到慰藉” 的倾向，以至于他的文字给人以偏于精巧的感觉。这种精巧固然可以使文章充满“趣味”，却也有削弱文学内在力量之虞。他或许正在努力寻找着一个能渡他的渔父，在这载沉载浮的舟上指给他“君子”所在的方向，但如果有一天他的文字可以更多地抛却外面的“风雨琳琅”，从心所欲甚至朴拙粗糙也能尽现出他的诗心、达成他的批评主张时，他会发现，渔父就是他自己。
史铁生曾说：“写作，法无定法，惟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对于兼事批评和写作的诗人张定浩，这句话或可形容他在当下和未来所走的路。“法无定法”，所以充满丰富的可能性，让人期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永远做一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