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烨：张伯苓校长是什么样子的？
齐邦媛：他很高，住在校内宿舍。身板很硬，每天都在校园里拄着拐杖散步，我在书里写到过，他看到在读书的学生就拍一下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不吃得饱。他一直跟我们说，“中国不亡，有我！”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职烨：我看您在书里写到很多的老师，每一个人都记得非常清楚。
齐邦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文科的孟志荪老师。我们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很有名，都是孟老师亲自编的。由浅入深，文言白话并重，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的。
职烨：除了书里写到的，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课？
齐邦媛：我很爱地理课，常常希望长大了，有一天能去看一下长江的发源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女孩子的痴心妄想吧。1947年到台湾后，我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留在大陆的那23年青春，那些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永远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过了这么多年，这么遥远的山海隔着，我至少找到了生命巨流河的发源地和出海口。
职烨：很难想象，在那样艰难动荡时刻，你们的书读得那么扎实。
齐邦媛：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但是在教育上，战区的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都没有一点停止。我们的老师都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因为打仗，没地方去，就来教我们。我父亲办的中山中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大学老师。他们担心在战时小孩长大了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特别强调。他们很照顾小孩，很热情，他们觉得这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些不是说说的，是切实在做的。在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得最好的一件事。
溯江而上，武汉大学
1943年8月底，齐邦媛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的哲学系继续念书，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去。她至今记得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雨，从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父亲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部湿透，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那些至今想来仍扑簌簌的水汽，淋满漫长的回忆。或许是被离别的情绪兜头罩住，她在船上哭个不止。
哲学系念了一年，离愁别绪念得痛苦，正要想办法转校的时候，齐邦媛碰见一生的恩师，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时任教务长，看到齐邦媛的英语成绩突出之后，主动找她谈话，要她转入英文系在自己门下读书。
她开始跟着朱光潜学习英诗。《巨流河》里详细回忆了当年朱光潜先生的教书经历。有一回朱老师教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一诗，念叨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跟着朱先生读雪莱读济慈，那些诗句老师教导都需一字一字背下原文。每天早晨，他们几个同学从宿舍出发，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天寒地冻，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一边背一边走路，齐邦媛说，那种心情，就像背过的诗句，“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她说，困苦难堪的日子，她一个劲只知道埋头背诗，同学嘲笑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者”，她只记得父亲教导自己，“做任何事，都要沉下心。”
职烨：朱光潜先生教您念书的这一段，给人印象太深了！
齐邦媛：我很想知道朱光潜先生的情况，49年之后的那些事。你能不能帮我找资料？这些年很多人问我，你的老师怎么样？我说不出来。我很想知道。
职烨：朱光潜先生后来在大陆带头搞美学，也在文革的时候做过很深刻的忏悔。
齐邦媛：朱先生胆子小，他算是在那些知识分子里胆子比较小的。但他真的厉害，西学好，德文法文英文都好。朱先生在国外待了11年，是真正在念书的。他是桐城人，有桐城派的传统在。我听说他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去扫厕所，在厕所里发现自己的手稿。
职烨：我看到您书里写到认识一个上海男孩俞君，这个人后来怎样了？
齐邦媛：没有联系了，后来都不敢联系了。我想他应该过得不错，他家里有人在国外，他当时带我去上海见识到繁华。
从大陆到台湾，读书到教书
1947年10月，齐邦媛因为一纸台大助教的聘书，前往台湾。齐邦媛说，那时候台湾只是课本上的名字，不过故乡东三省三十五分之一的大小，她去时从未想过，这就是从今以后60年的家。
回忆到这里，与前半部跌宕起伏的紧张气氛不同，齐邦媛的口气整个缓和平淡下来。她认识了丈夫罗裕昌，之后结婚生子。在台中一中教英文，用当年朱先生教自己英诗的方法，叫学生背原文，一点点得精读课本。她做过口译，还去美国专门进修英美文学，之后进入中兴大学教书，又跟随丈夫的工作迁往台北。
在台北期间，齐邦媛有段时间在国立编译馆上班，她组织了一大批优秀的译者翻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将一大批优秀的中文作者介绍到海外。并参与了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将中学在大陆学到的那些读书的心得投入下一代的教育当中。齐邦媛说，她喜欢教书，喜欢那种走进课堂学生们用一双双眼睛渴望看着她的感觉，她投入大量精力备课，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有趣，让学生学得更扎实。
生活回到了本身该有的样子，不再有炮火，不再有斗争，平淡，飞快，令人珍惜。
职烨：您到了台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大陆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本土文化带去很大的冲击？
齐邦媛：这里的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外省来的，80%都是外省人。那个时候小孩受的教育，就是大陆的教育，讲仁义道德，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日本人走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孩子还是讲日文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一年之内，就把日文废掉了，1949年之后就不允许用日文上课了。我想台湾人内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吧，因为他们终于又可以用中文写作了。台湾本来的话并没有文字，福建话就是中文，发音不同而已。当时你如果写东西，可以发表的地方很多，有很多报纸，都有专副刊，一整页一整页的，只要你写得好，就可以登出来。
职烨：书后半段你父亲常常哭，看得很揪心。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一直跟你说要沉住气。你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去参加革命？
齐邦媛：他们那个时候在东北，看到的悲剧很多。年轻人都去当兵了，没有什么机会受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受过的教育很好，他懂得。所以他一生的重心都是办教育。他也没有去当兵，他就是被郭松龄将军请去做外事顾问，并没有领过兵。
职烨：你父亲后来在台湾，被开除党籍，有没有跟你说过后悔的话？
齐邦媛：他说没有什么感慨的，因为你所要做的都没有了，家乡也没有了，你在这么个小地方，也没什么可做的，等于东北的三十五分之一，东北比这里大35倍，是35个台湾。你争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他想做的就是教育，而在台湾有很完整的教育系统，没有被中断。我教了那么久的书，我很高兴我们的老师一直跟以前差不多，大家都很认真。
职烨：走了这么大一圈，您现在觉得自己是哪里的人呢？
齐邦媛：很难讲了，我想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讲清自己是哪里的人。我父母有生之年如果回去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的暴戾，无需多说，大家都已经了解。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用“乡愁”或者“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相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那一代人，像张伯苓校长说的，“有中国，有我”，在他们心中，中国一直存在，但是他们抛完热血撒尽热血，很多人却连容身之地都没有，许多人的历史都被掩盖了，后人连他们的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我幸运得在台湾度过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面前是太平洋，右前方就是东北方。埋在哪里不重要，生者有时候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也必然会往东北痴痴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