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我伤痛的青春岁月，我也是抵制汪国真的《读者》腔，因他不符合淋漓着鲜血的生命经验，不能为我的绝望提供绝望。我当时认为，他的诗是奥斯维辛之后的罪恶，把想像拉向远方并不能切断历史的狂妄，甚至会走进历史的遗忘。他在今天作古，在普遍的生命意义上应该为其哀悼，生命珍重，不可重复。但在诗歌本质和文化心理上应该梳理和检讨：选择汪国真与之后选择余秋雨、于丹的大众文化心理并无二致，也是文革式大众乌合文化心理运动的逻辑延续。这都是因为缺少独立判断的个人，文化暗示以诗意化浅薄的审美延展，完成了对于直面真正人生的否定，今天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自己设置的代价。
1，汪诗流行与所有流行的文化形态一样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即时消费，扁平化、快餐化正是大众文化接受的消费依赖。
2，考察他诗歌的流行年代正是一代青春希望的破灭之时，这种港台腔、《读者》味的诗歌正好是一种精神幻觉，避开了对于残酷现实的正视。
3，九十年代也是文学已死的年代，这个时候经济学已经登场，在全民化的物质狂欢中，汪的诗歌带来一种虚假的清新，成为与时代主流文化相对的另一种选择。
4，在九十年代，文化产业开始登场，某种程度上，汪诗的流行也是文化产业的结果。这是与严肃文化相对的另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业态，它的消费号召恰恰是对深度的消解和抵制。
5，至今为止，真正的诗歌界和诗人都不会在文本上接受汪，因为他的诗歌不具有深度的生命经验的个体传达，语言本身也不具有诗歌应有的张力和劲道。他的诗歌远远落后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无法在现代美学标准中进行评判。
6，汪诗的流行也是后极权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虽然不是政治权力的规划和安排，但在实际效果上具有维稳作用。时代的巨大伤痛，情绪与迷茫极易在自我放逐中逃避现实来越过现实，一代青春在放弃与权力的对峙中耽溺于生存焦虑的渊薮。这时候，汪国真的出现以他对精神的浅表性安抚，让一个思想退场的年代笼罩起让人依赖的精神雾霾，从而完成了与权力同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