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草原记忆

发布: 2015-5-14 20:52 | 作者: 鄂复明



        索米亚日渐苍老了,他似乎不再希冀。有一天他在山沟里砍柴,我远远见他总在一处摆弄什么,就骑马过去帮他。原来他砍的柴根部带着疙瘩,想借此搭结在头顶,那长枝披散在背后,就像神话中的山鬼。但他总也搭不拢,稍一活动便散落一地。他很沮丧,他说父亲每砍下一根柴,就随手搭在头上,还可以一直走回家。最后还是我帮他捆好,放在马背上驮走。
        每到秋冬之交,草原上的狗们都要啸聚起来四处游荡,去做它们传宗接代的勾当。那年索米亚不知动了那根弦儿,硬要把他家那位“青年”拴在家中,那狗迷了心性,跳起就给了主人一口,偏偏就咬掉了他的下嘴唇。索米亚并不惊慌,指挥全家老小在羊圈里寻找那一小块肉,他说现代医学是可以缝合的。等找到那沾满羊粪的苍白的一小条,赶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医院时,医生们已经回天无力了。
        我回京后没几年,索米亚也跟着虔诚的牧民去五台山朝拜,路过北京时我去宾馆看望。他坐在角落里神色黯然,那受过伤的嘴唇颤抖着,简单地告诉我,他的钱被扒手偷了。我见他目光呆滞,知道不是为了钱,而是伤心自己那折断的翅膀。
        这个游牧的民族像一群候鸟,一只失群的大雁,意味着耻辱和死亡,更何况是性格倔强的索米亚。我意味到他来日无多。
        翌年春天,索米亚无疾而终,还不到六十岁。
        
        有一天夜间,我无意中打开电视,见一个专题节目中提到他,讲的比我要好得多。我和他相处很长时间,但不了解他的历史,我只知道这些小事。
        
        ◆私生女
        
        们对蒙古族的性习俗多有传闻,我在那里生活了十来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却连“雾里看花”的资格都谈不上。每天放羊累得贼死,倒头睡去,连梦都没有,做梦准是丢羊,白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不让读别的书,只要求人们“弄通马列主义”,革命领袖理论高深,年轻人却好猎奇,有人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有关蒙古族性习俗的论断,好像还上升到“共产主义雏形”的理论高度。
        就我所知,牧民家的姑娘有了私生子女,人们并不以为耻,孩子也不受歧视。姑娘出嫁后,孩子就留在了娘家,人们称他(她)为姑娘的“弟弟”。如果你在哪家见到这种奇怪的辈分,那就一定是某位姑奶奶的孑遗了。
        我住的那家女主人就有个私生女,十三四岁了,名字和男人一样,叫色楞。我们刚去时她跟着舅舅过,女主人的哥哥是生产队长,队长太太整日病恹恹的,那女孩子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小小年纪就要分担牧区妇女的繁重劳动,夜晚也不知蜷缩在蒙古包的哪个角落。浑身脏兮兮,听说是长了一头秃疮,一条脏头巾终年裹得紧紧的。家境如此,也算不得是受虐待,但她性格乖戾,我们都不喜欢她,在她身上也实在看不到童话中灰姑娘的影子。
        小色楞时不时可以到生母家去住上几日。女主人很高兴,热情地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弟弟”。那孩子在母亲家仍是下死力地干活,但脸上有了笑容,母亲也抽空给她梳洗一下。她很认命,离开时并不悲戚。当一个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便是个孩子, 又怎能要求她保持天性,这些人情世故,不是我们那个年龄能够领略的。
        几年后,她出嫁了,那男人来自附近一个比较穷困的公社,全家移居此地。她还是那样脏,带了个同样脏的孩子,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却看不出她的劳动和给舅舅给母亲干时有什么不同,那家人老母幼弟,也缺少她这样一个劳力,但是不久,她却被传染病夺去了性命。
        那次的疫病最初被定为是可怕的炭疽,死了十几只羊和马,人就死了她一个。我们整个牧场都被封锁了,禁止人畜出入,还禁止宰食牛羊,这对知青是最难受的,牧民还有奶食品,草原上没有蔬菜,一年到头都离不开肉食。
        人们都管炭疽叫2号病,我还以为是个保密番号,后来看到卫生部有一份参加防疫的医务人员补助标准,才知那是传染病的等级序号,1号病是鼠疫。历来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战备那样的大事,到了这里都被淡化,被本地的领导和群众戏称为“内紧外松”,这次则是“外紧内松”,化外之民的牧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他们得其所哉的日子。
        许多天之后,从遥远的省城来了许多专家,下车之前,先伸出一支喷雾器消毒,后面的人跟在这药雾中,耐心地调查询问。随后到了小色楞的葬埋处,将尸体解剖,做了内脏的切片,又把尸体撒上石灰,重新埋葬。几天以后传来消息,说专家们只是在学生时代见过实验室的炭疽标本,切片辨认不清,还要拿回去请教他们的老师。
        最终也没有结论,疫情是怎样结束的,我已记不清了,但那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小色楞,成为人们回忆起这一事件的亮点。
        
        嘎森麦阿妈是个性格爽朗的女人,人们都说不清她究竟生养过多少儿女,那些儿女大多送给了孤寡人家。身边的两个女儿出嫁后,只剩下一个儿子。但她最大的孩子是个私生女,没有按照惯例留在娘家,一直跟着她。家里人对那姑娘很尊重,孩子们都叫她姑姑。
        嘎森麦的丈夫当过干部,是个聪明正直的汉子,也是个不安分的人。“四清”时挨了整,家庭成份降到了底层,阿妈人缘儿好,倒没受什么冲击,但知青插队时没有分到她家去住,使她很丢面子,在她开怀地大笑时,一看到有知青在场,那眼神里便掠过一丝委屈。
        我们刚到牧场时,那姑娘已经不小了。有一天,派出所的指导员对我讲:“有人告状,说你们队的民兵连长强奸了那个姑娘,我不相信。”我知道他这是在到处吹风,表示不管。我也知道这是那位不安分的“四清”下台干部,在给他的旧日同僚们出难题。牧民们是不会张扬此事的。转年之后,又一个私生女在他家降生了,这“弟弟”的“弟弟”,和阿妈已经是隔辈人了。这祖孙三人性格相似,只是那姑娘和孩子更憨厚些。
        我是头一个住进他家的知青,那时形势开始宽松,他家接羔时缺人手,向大队要我去帮忙。我已经是老羊倌了,他家也不把我当客人,我的劳动尽心得力,他们很满意。那年春天的一场大雪,又将草原覆盖。暴风雪刮了一夜,有经验的牧民们都整夜在羊群里扰动,不让大雪埋住贪睡的羊群。天亮后,暴风雪几乎把蒙古包和羊圈墙埋没,但羊群却将大雪踩在了脚下,那与羊群纠缠了一整夜的女人们被累得瘫倒在雪地上。
        出牧后,暴风雪仍在肆虐,我且战且退,人困马乏,四顾茫茫,也不知离家多远。这种天气,“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迹随时可能产生,但牧人们认为那是责任事故。临近午时,风雪仍未止息,迷茫之中,一点红色飘忽而来,渐渐清晰,原来是那祖孙三人循声来找我,要替换我回去喝茶,我不放心羊群,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但让她们帮我把羊群向逆风方向赶一赶。四个人全力拼搏,羊群终于开始不情愿地逆风去采食。那小女孩儿奋力奔跑,个子还没有羊高,常常被挟裹在羊群中,她那鲜艳的红头巾被朔风吹动,像一簇火焰,在迷漫的风雪中燃烧。
        后来,那位“民兵连长”迎娶了那个姑娘。
        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那达慕大会上,那姑娘已是祖母辈分了,来到我的面前,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儿女和孙辈。她依然那样憨厚地笑着,只是眼角多了些皱纹。她说那年赶车去拉水,牛挣断轭绳跑了,多亏我帮她赶回。我怎么也记不得了,但我相信她的记忆,也相信我会那样做的。
        如果我提起那次在暴风雪中帮我赶羊,她们也一定不记得了,可是我不会忘记,那在风雪之中燃烧的红头巾。
        
        群山深处的人家
        
        草场问题历来是满都宝力格牧业发展的瓶颈,牧场畜群总在十万只上下徘徊。但是,却有占全境四分之一的山地草场终年闲置着。
        大兴安岭西部的山麓,绵延至草原便不再起伏,终止于牧场的东南部。这将近一千平方公里的群山以伯仑浑地为中心,土壤肥沃,牧草丰盛,地下水源充足,但却是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地方。
        四十年前,年轻有为的牧场书记哈木图,力排众议,率众挺进这群山的东北部,开辟出美丽的夏季草场乃林高勒,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人们享用至今(十几年前,被前去采风的记者摄入镜头,制成图片,流布全国)。转年冬季,又进入这群山的腹地伯仑浑地,却造成部分牲畜死亡,被批评为“好大喜功”,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材料。
        三十年前,建设兵团刚刚组建,由于战备吃紧,那些不懂牧业的军人们,指挥牧民进入伯仑泽地,又逢大雪灾年,在那里撂下了四万具牲畜的尸体,从此再也不敢对牧业生产置喙。
        1985年开始承包畜群分配草场,把部分外来户牧民和场部改行牧业的职工新建了一个大队,草场就是这片群山和附近的平川。我早已离开那里,个中原委不便评说。
        但是,这险恶的群山却从此一扫千百年的阴霾,露出了笑脸。连年的大旱,北部的优良草场生长稀疏,湖泊干涸,这里却成了风水宝地。那些毫无经验的初创者们,胆战心惊地带着少许牲畜进驻这里,苦干了十来年,竟发展成牧业大户。
        这里是全场冬季贮存牧草的基地,2000年闻名全国的锡盟大雪灾,满都宝力格却向受灾地区输出了数千吨牧草。我在这群山的山坳里,见到建设齐备的定居点,越冬棚圈完善,牧草储备充足,这绝不是短期行为,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时机,积累了坚实的物力、财力和经验,以应对吉凶未卜的来年。
        我衷心祈祝他们的平安和幸福。
65/6<123456>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