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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十年代:青春无奈

发布: 2017-5-18 18:33 | 作者: 翟永明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藉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第一章: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份,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作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45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49页”,“49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渡过了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3至4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已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缰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什么呵,我心里无比委曲。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象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象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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