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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记忆

发布: 2015-5-14 20:52 | 作者: 鄂复明



        ◆老木匠铁刚
        
        远离居民区的那间孤独的木工作坊,一个影子般单薄瘦弱的人,像钟表一样准时地出入那里,积年累月为牧民打造牛车和各式家具。他那病恹恹的妻子为他生养了八个儿女,一家十口,食指日繁。看着他那渐渐驼下去的背,和那群总也长不大的儿女,我无法想象他们的未来,正如那时年届三十,前途未卜的我。
        但我毕竟孤身一人,而且享受到“政策”,永远地离开了那里。
        二十三年之后,我面对深山中这所规模庞大的家业,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甚至不敢辨认这两位苍白瘦弱的老人,曾是那对勉力操劳的中年夫妇。
        默默地喝着奶茶,我不敢提起往事,我怕触动他们那颗曾经痛苦的紧缩的心。
        老人却话语平静,甚至有些自嘲地讲起了过去。
        “那时候真怕侍弄不了这些牲畜,我只敢要了一半,……噢,是二百一十九只。”
        “去年发展到五千来只,给孩子们分了家,剩下不到两千只,留着我们老俩口过日子。”
        他摇了摇头,“没想到,这东西还能发展。”此刻,他是不是又想起了那些一斧一刨分厘不差的木工活计。
        有两个儿子在旗里和苏木经商,干得很不错,而这两位老人,却不会再想到回归了。
        东边那一大排橘红色的新瓦顶,是给越冬牲畜建造的封闭式畜舍,房后小山般垛起的牧草,还是去年打的。
        “这草还能用吗?”
        “能!牛最爱吃隔年的草啦。”
        这一切一切,不是一个当年在山上挥鞭驱羊的羊倌能够想象的。
        
        ◆车老板官那嘎
        
        三十五年前,他用马车挨个儿把我们和行李送到牧民家。干他这行儿的,跟谁都没大没小的,但他年轻,不讨人嫌,反觉几分可爱。牧民妇女也和他逗,叫他“宛那嘎”(马驹子的蒙语,和他的名字只有一音之差)。他会讲汉话,但发音不准,我们故意让他说“我的青马”,他总说成“我的亲妈”。
        我临走的前两年,不再放羊,知青纷纷离去,没人搭帮,也放不成羊了。跟他到大兴安岭的林场拉过木头,在山上打过石头,闲时也到他家喝上两口儿。
        就这样,直到我离去,他仍在赶大车,只是多了一群小儿女。后来听说他改行放牧,我不奇怪。他还年轻,虽不是如鱼得水,至少也是因祸得福,不然他那大车赶到哪年,又怎么养活那群儿女?但听说他成了牧业大户,倒有些惊讶。
        官那嘎家不在定居点,他在游牧。他那蒙古包简朴、窄小,但家什俱全,完全是二十年前的牧民,只是多了现在每家都有的卫星电视和微波电话。他比以前稳重多了,我看他已是儿孙满堂的祖父,也就不好再拿他开玩笑了。
        牧民从牛车直接跨入了汽车拖拉机时代,他没有家底,那马车也帮了他几年忙,畜群从三百只发展到二千三百只,给儿女分完家剩下还是三百只,钱都用在棚圈井栏上,住房还没翻盖,儿子成家还要盖新房。有两个孩子去旗里工作,单位不景气,下岗又回来了。
        他好像有些吃力,还不如他的近邻铁刚老人那样从容,他满脸认真地对我说,他还没到过北京。我心里一沉,望着他脸上那洗不掉的风霜,望着他那与我同龄,但已满头白发的妻子,多年来我也头一次和他这样认真:“你们来吧,我陪着你们,好好逛逛北京。”
        我心里很不平静,望着远处那两间尚未翻盖的土坯房,想起那两户到处闲逛,早已把家产荡光的本地牧民,我已没心思再去了解他的发家史。他执意要杀羊款待我们,我婉言谢绝,还要赶八十里的路,不能让司机久等,但我欣然收下了大嫂送的一大包奶食品。
        回京后,给他挂了个电话,劝他安排好手里的活计,来北京玩,六十岁的人了,别太苦着自己。
        他正忙着打草,匆匆地答应了我。
        
        ◆科尔沁的儿女
        
        这里离官那嘎的草场只有数里之遥,但山势险峻无路可行,只能返回苏木,再绕行六十里地才能到达。
        这户人家的组成、产权和归属,不是一两话能讲清楚的,但它的掌门人是我们的老朋友,这老家伙整天呆在苏木,用那小镇上的闲话和电视里的“国事”下酒,把每月一千块钱的退休金喝光。
        他的大儿子比老子还能喝,先他而去,留下这片草场,留下守着草场的妻子和牲畜。二儿子在旗里当干部,留下几百只羊,雇人在这里放牧。小女儿也住在这里,那倒插门的女婿,是这里惟一的男人。我们那待人诚挚的老嫂子,为这支离破碎的家操尽了心,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老家伙还有些神通,十几年前用喝酒的钱买了十几头牛,也曾发展到二百多头。前年一场雪灾,死了三分之二,他的牛总呆在苏木附近,今年春天又因误食塑料袋死了八九头。苏木开始整治周边环境,牛群只得进山,跟去的人却是他续弦的妻子,他仍旧留在苏木喝酒。
        他说要在他的山庄隆重地款待我们。但他日在醉乡,而我们的行期已经很紧了,那天强迫他找了辆车,一路颠簸,到那里时暮色已经很深很深。茂盛的牧草,在这深秋时节却似夏天一样油绿,牛群吃得肚子滚圆,皮毛绸缎般地闪亮。他那孀居的儿媳和守活寡的妻子,没有骑马也没有摩托车,徒步驱赶着强壮的牛群,凄婉的呼喊声在山谷间回荡。她们来自科尔沁地区,这是能把这些松散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凝聚在一起的原因。
        这次来草原,由于修路我们绕行途经科尔沁的东路。百年前曾经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人与自然早已将她化作农田和沙地,只留下旋律般起伏的曲线,留下被掠夺后的赤裸的躯体。大片大片被开垦的田地,盛开着灰绿色花穗,远观恢弘壮丽,近问才知是大旱之年补种的荞麦。这绿色并不连绵,远处不时露出荒漠死寂的沙碛。
        终于,这些丧失了草原的牧人–农夫,再次失去了土地,他们开始移向北面并不很遥远的锡林郭勒草原。我很纳罕,这些失去草原的牧人们,历经百年的磨难,却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那地区并不闭塞,他们珍存着这一切,似乎在等待着来日的复苏。
        自然将他们流放,祖先的睡梦在这里被惊醒,我在这里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她们勤奋、不惮劳苦,待人殷勤诚笃,将自己的辛勤劳作,回报给取之于斯的草原。有些闲散成性的本地牧民,再也不能在家中享受安逸了,却可以到这些人家去聊解乡愁。
        这山坳里的日子过得很红火,生产性的设施很齐备,甚至还有大功率的发电设备。他把羊群中一只最大的羯羊杀了款待我们,但并不妨碍我们指责他的放恣和不务实。他很迷惆,我们劝他致力于草场的甚本建设,他却关注“十六大”以后的政策变动。
        “你有病!!”我们愤怒之极。
        第二天一早,我们急于返回,他骑马去给我们找车。车先他而到,我们还在生他的气,没有同他话别。他骑在马上,穿戴全套的蒙族服装,甚至还拖着一根套马杆。我望着这时代的落伍者苍老的身影,想起他桀骜不驯的一生,又有些后悔。
        回京后,往他在苏木的住处拨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我并不希望他在苏木喝酒,我更希望他留在那群山深处。
        
        ◆做过官的羊倌
        
        阿登格日勒是我最好的羊倌朋友。早就知道他在旗里当了局级干部,临行前又听说他调任旗人大常委会主任。我们羊倌界的人士能够从政,我深感欣慰。古人云:立君牧民。用一牧字,可见个中深意。
        但我到旗里时,才知他已去职,回去放牧了。我听到人们交口称赞,说他是“少有的、最廉洁的干部”,也有人说他家庭负担太重,像他那样干法儿,捞不到什么油水,拿什么养家糊口。
        见到他时,依然那样缄默,依然是那山上孤独的牧羊人。他太不像他那已去世的父亲。有一次我向老人询问过去一种给人放羊的职业,蒙语叫“苏日和”。主人的羊群太大了,要分群,自己家中人手不够,就雇个人放,没有货币,报酬用羊群里的羊来支付,这些“活工钱”依旧在羊群里生长繁殖,但已易主。据说有些很精明的人,把病、狼害等损失都算在主人名下,甚至自己的羊羔病死了,也可以把主人的“过继”来。若干年后,羊群又太大了,他来向主人辞工,分出自己的羊群━━当然绝大部分是劳动所得━━去自立门户。
        老人接着给当时为“国家”放了七八年羊的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和我一样了。”他的成份是牧主,在那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他敢于把这样的话说给我听,足以见我的地位和立场,还有我的为人。
        老人待我很好,我的放牧经验多半是他教给我的。牧草的种类、分布,气候观测,不同季节的出牧方向……,使我放牧多年,没有出过丢脸的事故。这些我最需要的,恰恰不是“再教育”的主要项目。
        我离开后,老人来过一次北京,依然那样风趣,那谐谑的微笑和话语,提醒着我在山上的那些交谈。但我冥顽不灵,回城后又给“国家”修了二十来年汽车,还是没有发财。
        
        我已了解到阿拉登格日勒的家境不错,他住在那群山的边缘,也算是一家牧业大户。儿子已长大成人,说起儿子他很高兴,他说他们和别家的孩子不一样,喜欢骑马,现在马群里没人骑的马太多了。只是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大女儿久治不愈,不时让他心烦。
        问起他为何辞职,他仍以家庭负担为托辞,他说,不能把全力放在工作上,还不如不干。我相信他的话,因为这是羊倌的性格。
        
        ◆支离破碎的家
        
        埃勒特贵是个比阿拉登格日勒还要腼腆的青年,一说话就脸红,几乎无法和他交谈。我一去时他就放羊,到我走时,他却放马了,可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当马倌。
        他的家是个奇怪的家庭,大伯父成份是牧主,我去之前就死了,还有两个伯父都是喇嘛,单身住在这里,是主要劳力。还有一位老阿妈,但不是伯母,而是姑姑。他的生父是旗里的干部,身边只带着小儿子,将他和妹妹寄养在这里。大队领导好像不理会这些,把他们当牧主子女看待。
        刚来那年,分配各家给知青做皮袍。一天早晨门外狗叫,出门看见几只狗围住一个步行的女人,但她并不惊慌,默默地站立。我们斥退了狗,才看清是他的妹妹。在牧区男人出行都骑马,女人则驾牛车,牧主家只有放牧的才有资格骑马,其他人一律步行。她背着一个大柳条筐,里边放着我们的新皮袍。想到她家只有一位老阿妈,再就是年岁尚小的她,那巨大的老羊皮袍,缝得细针密缕,穿在身上很不是滋味儿。
        她长得并不出色,但很端庄,和她哥哥一样沉默寡言。
        有一天放羊,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歌声,我知道那是来替换放羊的父兄回去喝茶的小伙伴们在玩猜拳游戏,他们平时难得在一起。牧民终年劳作,只在春节才喝酒,喝酒时也不划拳。猜拳是小伙伴们的游戏,还伴有很动听的歌声,那歌声经常变换曲调,带有很巧妙的节奏和切分音,我总也学不会。
        走近后,原来是她,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那样灿烂的笑容。她盘腿坐在草地上,正在忍俊不禁地哄劝那老是输拳的小男孩把这游戏继续下去。我的到来打断了他们,她骑上马默默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她这样开心。
        转年夏天,那消息像阴云一样掠过草原,一家无权但有势的人家,没有按照这里的民俗和程序,把她“接”走做了媳妇。我向人们询问情由,那些牧人们面色凝重,缄口不言,他们不愿让一个外族人看到自己的耻辱,我尊重他们的沉默,不再追问。
        他的二伯父图门,过去是个级别很高的大喇嘛,为人极正义,言辞直率,完全不似我想象中的佛门之人。我很尊重他,他对知青中的不平之事,也向我直言指摘。我又有些不解,以他的身份,自顾尚且不暇,还有心思管这些闲事。那么,他侄女的遭际,对他又是怎样的刺激呢?我只是这样想想,怎敢去伤他的心。
        在一起放羊时,他总是很威严地站在那里,目光远眺,没有多年的修持,又怎能有此威仪?只是我肉眼凡胎罢了,真后悔他在世时没向他请教佛门中的掌故,他一定会讲给我听的。
        到我离开时,这家人已经快死光了。哀日特贵还没有成亲,那是牧主子弟这一阶层所不敢企望的。在那个人群中,他还是小字辈。
        
        这次见到他,比过去开朗多了,他父亲曾出任文革后第一任旗长,离休后回到了草原,把小儿子也带回放牧。他们的根在草原,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只是他那苦命的妹妹,不久前因病去世了,还不到五十岁。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张稚气未脱的笑脸,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人间,她一定还想继续玩那没有做完的猜拳游戏。
        
        内蒙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地区资料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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