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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记忆

发布: 2015-5-14 20:52 | 作者: 鄂复明



        ◆学蒙话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草原生活留给我的,还有这半通不通的蒙话。
        还没进入牧区,就发给每人一册《蒙语会话课本》,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蒙文)──这是那个年代的时尚。但是,终其插队的全过程,大概没有谁把那课本学完,而那本《毛主席语录》,倒成了一本“袖珍字典”。
        蒙文没有字母表,只有音节表,那一百二十多个音节,把这些京城来的学子弄的兴趣索然,“阿额衣奥乌敖兀”地念了两天,就都放弃了。当独自一人住进牧民的蒙古包,全家老小围坐着对你微笑,一张张被烈日和积雪映射的紫外线灼伤成炭黑色的面孔,露出雪白的牙齿和眼白。你只会两句简单的问候语,像个哑巴一样傻笑着。翻出会话课本,找出想说的话,一板一眼地拼读那用汉字注音的蒙语,牧人们听了茫茫然,及至看到他们自己的文字,才恍然大悟连连摇头,喟叹这“北京口音”的蒙话。
        牧民每天都在忙碌,可没工夫陪你在蒙古包里鼓捣语言。外边的草原风光、神秘的山峦,那漫山遍野的畜群,还有草丛中的动物,也在吸引着你。劳动与生活,你每样都要从头学起。没过几天,当你无意中说出一句完整的蒙话,牧人们和你自己都惊诧了。就这样熬过了一个冬天,知青们集中到自己的新蒙古包居住时,已经能和牧民熟练地交谈了。
        如果你住的那家牧民一句汉话也不会讲,你的年纪又小,那你的蒙话肯定讲得不错, 个别年幼无知者,甚至学会了俚语和骂人。很多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恐怕终其一生只能结结巴巴地讲“北京口音”的蒙话。如果不幸俩人住进了同一家,那成绩就要减半,本人就属于这一档次。我们大队的牧主太多了,多余的知青只好在贫下中牧家再分配,躲过了那一冬的寂寞,却贻害终生。幸亏在山上放羊时,又接受了阶级敌人们的再教育,不然我的蒙话不知要糟到什么地步。
        这个滞留在原始生产状态的游牧民族,却有着相当规范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学会了百十来个词句以后,竟发现自己有了文字始祖仓颉那样神奇的造字本领。在一些简单的名词或动词之后,加上个同样的词尾,就组成了另一类型的词,比如:药→医生.锅→炊事员.耕种→农民……现在你也可以说出司机售货员,羊倌马倌等词的组成啦。
        在那个政治名词满天飞的时代,也使得我们的蒙话不再囿于日常生产和生活语言。地老天荒的草原上,独自一人放牧羊群,可阅读之物只有“红宝书”,成年累月的翻看,两本蒙汉对照就成了小辞典。蒙语的构成很具有联想性,每种类型的词又都有固定的后缀和词尾,比如:根→蛋→基本→民族这一组词,就是同一词根与各类词尾的合成与演变。我有时想,如果从字根和语言结构入手去学习外语,是不是比苦背单词要便捷些呢?
        教育水平非常落后的蒙古族牧区,却很少见到真正的文盲。方圆近百里才有一个小学校,牧民子弟很小就要帮助父兄干活,那些年很少有人上学。但我发现,他们成年以后,拿起报纸都能朗朗诵读,并且写得一手漂亮的蒙字。女孩子们与受教育更是绝缘,如果一位妇女看报或者动笔,只会遭到众人的讪笑。但我见到一位妇女被选为生产组长,她在主持学习会时,竟然也能读报,真不知道她是何时下的功夫,不过以她们的聪明和勤奋,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蒙古族文字仅用十几个字符,附缀在竖直的主干上,像一把把形态各异且组合有序的古老的钥匙,用“字符串”这个计算机术语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这简单易学的文字,使得那些年幼失学的孩子们,在他们同样是半文盲父兄的指点下,得以世代相传。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助记符,沿用至今而又风靡世界的莫过于阿拉伯数字,幸喜征服了半个世界的圣主成吉思汗,眷恋着他的草原,否则通行世界的语言必将是蒙古语。
        考察某种语言的通行优势,最直观的方法是确认那里孩子们的“官方语言”,且看蒙汉杂居的村镇里,从半大小子到咿呀学语的幼儿,举凡游戏、交往、争吵、咒骂、战争等诸项活动,无一不使用蒙语,以至那些流寓至此的汉族长辈们,常常向我抱怨他们的孩子不讲汉话,愧对列祖列宗。
        我在那里和居民们谈论生产生活时也喜用蒙语,尽管不熟练,但辞能达意,并且淋漓尽致,个中微义不是汉语所能表达的。比如有位老人过去浑身是病,并有很厉害的哮喘,二十年后见到他,居然很健康地活着。蒙古语用两个词就可以很贴切地表达,我在这里却无法用汉语来转述,反正不是痊愈或康复,但又不能说是回光返照吧。我倒是相信古汉语中那些朴素的词汇,比如“绝尘而去”这个词,虽然现代汉语也使用,如果不让你用这个词,即使你把意思表达清楚了,也早就失去了语言的神韵。如今牧民来京,和他们聊上几句,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初吓退我们的一百二十三个蒙语音节表,不知不觉中便耳熟能详。前日夜间忽然想统计一下汉语音节,灯下细数,竟达四百二十个之多,如果算上四声,就是一千三百三十三个。难怪念了九年书,如今连讲话都发音不正。更可怕的是,如今我们汉族的工商士学五行八作,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张口都是“学生腔”,满嘴的“字儿话”:“虽然、可是、也就是说……”最后还是没说明白,又加上一句:“说白了就是……”当然本人也难逃巢臼,包括我在这里胡乱涂抹的文字。我们都是在同一语境下孵化出来的。
        
        时隔二十三年见到他们,我的蒙话脱口而出,牧人们又惊诧了:这么多年没人和你交谈,怎么还记得我们的语言?当然是少小的记忆和努力,如今不行了,此行的主题是环保,“保护”我早就会,“环境”得现学。请教后用蒙文、汉字、汉语拼音记在本儿上,但话到嘴边就忘。又像当年那样,拿出本儿来拼给牧民听,他们还是不懂。这次我不是哑巴了,绕着弯儿总算讲明白了。牧民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原先会的一句也没忘,现在学的一句都记不住。
        在蒙古语言海洋的沙滩上,我只算是濯足,却敢在这里侈谈语言,真是惭愧。
        
        资料
        
        中国蒙古族目前使用的蒙古文字即老蒙文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文字几经改革,现在已成为比较科学的因素文字(拼音文字)。蒙古族最早的语言学家、蒙古文字改革家却吉斡斯尔在蒙古语文字发展史上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却吉斡斯尔,小名叫达米德道尔吉。当喇嘛以后改名,有些书籍记载着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敖门格日乐。有关他的生平在历史上记载很少,他大约生活在公元一二〇〇年——一三〇〇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他出生在现在新疆、西藏、青海三个省区的交界处。他的父亲当时是个精通佛教经典的博学之士。
        一二九五年他受元朝成宗皇帝的邀请来到北京,主管元朝的佛事活动,与此同时他开始译著佛教经典。
        却吉斡斯尔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蒙古语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却吉斡斯尔改革蒙古文字之前,蒙古语基本上是用维吾尔文拼写的,因此在许多字母的拼写与读法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弊病。却吉斡斯尔结合蒙文的实际情况,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增加了一些字母,初步完善了一百二十三个字母表。在语法方面,他最早把蒙文分成阳、阴、中三性,最早正确的解释了蒙文的语音和协律。他参照古印度语言学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解释了蒙古语音素;他最早提出了蒙古语的“八个格”,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如何接后缀的规律;在正字正音法方面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律。
        却吉斡斯尔不仅是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他把大量的梵、藏经典翻译成蒙古文字,为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书面语言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自  内蒙古日报《草原春秋》专栏   作者 斯钦朝克图

        草原上的人们
        
        ◆吉胡朗图一家
        
        三十五年前我十七岁,离开父母,一句蒙话也听不懂,住进了他家的蒙古包。一路上被羊肉和老羊皮袄的膻气熏得肠翻肚转水米不进,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又发了高烧,那时草原上没有任何蔬菜,除了盐没有任何调味品,这夫妇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酒瓶黄酱,一下开了我的胃口,每次只用筷子头儿蘸一点点,吃下那只放盐和羊肉的面片汤或小米肉粥。一瓶酱两个人吃了一冬天,加上牛奶和奶食品,身体日益强壮起来。
        这是一个殷实的家庭,恪守着这个民族的古老传统,不趋时,不献媚,待人实在而又有分寸。主妇奥勒门玛,人们都叫她奥玛,是全牧场最能干的妇女,传说她会套马,这可是男人们的专利。家中永远整洁有序,室内的墙毡和门帘都用布包缝,纳上美丽的图案。她很好学,会使用缝纫机,这当时在城市里都是希罕物儿。我刚来的那天晚上,她在羊油灯下,认真地翻看我那本带有插图的新华字典。半夜醒来,见她仍在一页一页地看,对我笑了笑,为我盖好被子,直看到天明。
        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有一天得闲时和孩子一起玩羊骨游戏,不是为哄孩子,而是真玩。我在一旁看书。明明是她输了,她却抵赖,孩子不服,她竟动手打了孩子,她那干活的手打得很重。孩子满眼泪水又不敢哭,默默地向我寻求公道,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她脸一红,微微一笑,借故跑出去干别的活。我只好放下书本,替她安慰孩子,继续中断的游戏。
        其实她的年龄略小于我的母亲,她也确实在做着我母亲无法为我做的事,为我做饭烧茶,缝补衣服做皮袍。在她家的那些日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一点儿也不想家。我像一个孩子,从学蒙话开始,慢慢地熟悉这里的一切。
        奥玛是个极要强的人,有一年剪羊毛,因为我会拾掇工具,剪子比她的好使,最后她发现我比她多剪了一只,脸色恹恹的,很不开心。
        我离开草原不几年,她就病了,是腹内肿瘤,她来北京看病时我陪她到大医院检查。像所有的牧民一样,他们一离开家就惦念着家里的活计,急着回去。她不耐烦在这里等待漫长的检查,回去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才五十来岁。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她在世时,我对她竟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称呼。这纯粹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在家是长子,上学时母亲很年轻,去开家长会,不知底细的老师和同学就指认为是我的姐姐,弄得我很丢面子。
        吉胡朗图是很明事理的人,到现在仍把我看作同辈人,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和他家相处。今天,看到她家子孙满堂,惟独缺少了她,一想到她,我的眼里便噙满了泪水。如果她还活着,我会怎样称呼她呢?恐怕我还是张不开口。
        他家里依然那样整洁有序,不同之处是,在定居的瓦房旁边,仍扎着一座传统的蒙古包,内装修比以前更漂亮了,坐在里边喝茶,看主妇们制作奶食品,一如二十年前。大儿子朝和吉拉自己会修车,家里建有车库和小车间,指甲里嵌满了和我过去一样永远洗不净的油污。这次我在那里,车接车送全由他家包了,因为我是“他家的人”。
        女儿早已出嫁,小儿子是我去之后出生的,他的女儿都已八岁,竟然是三胞胎,在东乌旗的历史上可是首例,吉胡朗图带着她们在旗里上学。寒暑假归来,全家人聚在一起,他依然在操劳着生产,望着他佝偻的身躯在草原上奔波,想起早逝的阿妈,不禁潸然情伤。
 
       
        我的房东奥玛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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