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实”——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讲话》文艺思想有个原则是“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完全一致”。其谓“真实性”是以立场正确和深入生活为前提：“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1954年胡风曾指出，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等，写出来的作品是不真实的。史铁生从“文革”走过来后，深知“深入生活”造成的粉饰性、虚假性。他也直言道：“不能把遮掩实际之真的骗术算在艺术之真的头上。”“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多也依靠实际之假，或以实际的利益为引诱，哪有欺世盗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讲话》还有一著名论断：“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对此，史铁生想：“‘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铁生所说“霸道”，即限制创作自由。“艺术高于生活”的要求，不是对艺术品的要求，而是对宣传品的要求。史铁生说：“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惟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铁生很明白，自由，是《讲话》最不喜欢的东西。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铁生问：“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怎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他说：“艺术不该模仿生活，而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说文学（和艺术）的根本是真实，这话我想了又想还是不同意。”史铁生认为，关注“实际生活”的文艺思想，限制了艺术的发展：“惟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实际，常常湮灭了它。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如我们所见，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艺术丢失了灵魂。
文学的政治性弱化后，真实性曾经成为普遍要求。在“写作之夜”，史铁生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他说：“客观或公认的标准，于法律是必要的，于科学大约也是必要的，但于文学就埋藏下一种危险，即取消个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范围。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探问神秘和沉入梦想；比如梦想，你如何判定它的真实与否呢？就算它终于无用，或是彻底瞎掰，谁也不能取消它存在与表达的权利。”铁生一直在独立地维护创作自由。他敏锐地认识到：“一旦要求统一（即客观或公认）的真实，便为霸权开启了方便之门。”他知道，霸权之下，只有御用文学。他明确地说：“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
在怀疑“真实”的同时，史铁生赞许“真诚”，因为：“真诚，不像真实那样要求公认，因此它可以保障自由，彻底把霸权关在了门外。”
关于“标准”——一旦独尊某术，就是牢狱
《讲话》的最重要观点是：“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讲话》以此寥寥数语，给不是服务行业的文化艺术，规定了服务立场和服务对象，制定了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服务标准。这种标准七十年来对中国文艺影响至深，导致了追求“政治正确”的文艺原则，形成了充满政治忌讳的创作禁区，造成了违背艺术规律的宣传产品，竖起了中国艺术难以进步的根本障碍。
史铁生坦率发问：“凭什么要由某人给我们规定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呢？”“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去创造的，我们干吗要由你来告诉我们？尤是我们干吗要受你的限制？”“就小说而言，亘古不变的只有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还要什么必须遵守的规则呢？”铁生以《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完成了“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的小说写作。
铁生说：“我只敢反对一种观点，即把生活分为‘适于写的’和‘不适于写的’两种的观点。”他是在否认政治标准和创作禁区。他直言：“艺术……没有什么理性原则可以概括它、指引它。”“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他还讲到过按照政治标准去写作的遭遇：“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
史铁生以“写作之夜”远离了政治标准，走上了自由之路。他说：“要你如何做人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其社会势力强大，不由得使人怕，使人藏，使人不由得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自由之后，他回望精神枷锁，说：“只要不独尊某术就好。一旦独尊，就是牢狱。牢狱并不都由他人把守，自觉自愿画地为牢的也很多。”
史铁生写作最重要的当下意义，就是通过阅读他，使我们知道自由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启发我们走出精神的牢狱，回到本应属于我们个人的精神的家园。如此，文学也才可以回到文学。
关于“属性”——文学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
《讲话》这样论说文艺的属性：“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史铁生以他的“写作之夜”，告诉我们常识性的文艺属性的客观存在。“为艺术的艺术”，是自由地表达和探索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是抛弃了政治控制的艺术；“和政治并行”的艺术，是在人的精神解放过程中表现自由向往的艺术；和政治“互相独立的艺术”，是人性的艺术。铁生的《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正是“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是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是具有人类共有这种文艺属性的作品。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并说文艺工作者有“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几十年间，文艺工作者只能创作符合政治标准的“革命文艺”，做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创作自由。史铁生对他的自由创作的体验是：“文学（和艺术）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灵魂。”“写作，曾经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现在仍当从这儿出发，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和传统出发，甚至也不是从文学出发。”他不认为文学应该有教育作用，而认为文学只能有探索作用，他说：“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
“贡献自己的迷途”，是史铁生提出的写作责任。这个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阶级斗争，不在于爱国主义，不在于民族独立，不在于人间梦想，这些都不是写作的原因和目的，写作在于人的困境，人的精神指向。铁生说：“什么国界呀、民族呀、甲方乙方呀，那原是灵魂的阻碍，是伊甸园外的堕落，是爱愿和写作所渴望冲开的牢壁，怎么倒有一种强大的声音总要把这说成是写作的依归呢？”我们听到，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像是站起来一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史铁生从历史中提炼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他不相信：“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文艺是“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以及为此构建的论说，是一种已经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污染。而史铁生的“写作之夜”，是一位轮椅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爱愿之心，孤独地守护自由精神的纯净家园。网上可见现在对文学的定义：“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语言艺术作品。”史铁生的写作，便是因精神自由而个性独特，让文学回到了文学。知识分子有无自由精神，会决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对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201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