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
发布: 2013-10-31 19:51 | 作者: 夏榆
那时候很容易看到我的绝望。
头疼袭来的时候我绝望，可日常状态也没好到哪里。
当卡车司机命苦。干这一行不容易。只要开车上街，各种人都能欺负你。
我运煤的时候多。跑长途，从矿场拉出煤运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跑一趟挣一趟的钱。这个钱挣得实在是幸苦。
卡车司机的生活就像被放养的羊群。
区别就是时差。羊们是白天出去晚上归来。卡车司机是晚上出去，白天回家。
晚上出去就是为了躲避检查。你是没法想象检查的情况。我们要是运一车煤，一趟跑下来都不够交罚款的。就是过关卡时的买路钱。每次过检查站时都要准备两张百元票子，车队被拦下来。检查人员就抄着铁棍过来，一个挨一个敲驾驶室的门，棍子敲过来的时候你就得把玻璃窗摇开一道缝，钱从玻璃窗塞出去。检查人员拿到钱才能过。要不就扣你，没收你的本儿，扣你的车。司机没本儿就完蛋了，啥事也干不了。你还不能跟他们讲理，没处讲理。弄不好就让罚去参加学习班，再闹得厉害就拘留你。他们就看你没脾气才敢这么干。
谁也管不了这些人。沿路的关卡都有黑道势力，警匪一家这说法不冤枉他们。有司机也不服气，跟人家理论。结果就被检查人员追着打，打得没处躲就从桥上往河里跳。还有一个司机被打得没办法，一气之下就开着卡车撞那些人。结果人没撞到，遭到更疯狂的毒打，打死赔点钱就了结。
我还是个暴脾气，遇到这节骨眼也不敢多吭气。恶虎难敌群狼，好汉难敌四手，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有个三长两短受苦的是他们。所以我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忍着。我担心头疼也跟心里淤积的这些闷气有关，愤怒的怨气聚集到脑子里就留下疾患。开车跑运输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说起来能伤心死。我们只能跑夜车。跑夜车还多少能躲避开检查。车队的司机们都带着对讲机联络。领队车先到一个地方，看什么情况再通知后边的司机。情况不好就掉头逃跑，情况好点就呼呼开着车过去。这么干肯定是疲劳驾驶。那么长的旅途，开着车有时候困乏得眼皮直打架。撞车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有一次我开着车就睡着了。车撞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我才醒来。慌忙刹车。幸好车开得慢，撞得不是很凶。
这么干活我觉得很麻烦，迟早是会出事儿。
我开车最怕头疼的时候。
头痛是季节性的。每年会有两次剧烈的疼痛。
盛夏和冬天的时候。这两个季节开始的时候会痛。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准确。可能是家族遗传。我爸也是偏头痛。也是在这两个季节痛。每次我们头痛的时候就苦了老妈。两个男人她都要照顾，那种痛苦她又不能代替，只能看着难受。我爸疼得时候我就找到了自己疼的原因，这是遗传。
我继承了我爸的血液、骨质、心性，也继承了他头痛的毛病。
我爸是三八年参的军。我的老家是在山东诸城。我们是江青的同乡。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四人帮的那个江青，不是别的。我妈在小的时候还见过她。她们应该是在同一所小学念的书。当然说这些没意义。我没必要攀附这个乡亲。
想说的是我爸，在那时开始参加游击队，他们属于沂蒙山游击支队。战争在哪个年代都是相似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能不能活着，能活到什么时候都是未知的事情。现在我爸脱掉衣服胸背和腿上都有弹片击中的遗痕。那些疤痕看上去挺吓人。也不知道我妈当初看到他的样子害不害怕。
我爸应该是1962年转业到晋北的。在转业之前他参加的最后一场战争是朝鲜战争。那又是对他的一次血雨考验。仗打完回国，他死活不愿意当兵了，复员回乡。后来政府安排他到晋北支援建设。就那么来了。他和我妈那时刚结婚。到了矿区以后生下了我，然后是我大妹，然后是我小妹。
我说这些其实是讲我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我有亲人。我们的生活从外部形态看和这世上任何的家庭一样。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不一样的还有我们对痛楚和困苦的感受方式。当然也包括对幸福和欢欣的感受方式的不同。
现在我爸离休了。他是最早离休的那批干部。退休金就像最低保障线。
他做过采煤区长。是老黄牛那种。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他那时的干部傻，一个筋，还想不到贪污。不像现在的官员，普遍的贪污腐败，有十个拉出去枪毙九个都不会冤的。我觉得我爸这样也好，生活踏实，没有业障，不用害怕被清算。可以就这么心静神安地颐养天年。
惟一遗憾的就是他的头疼病。就像我的头疼病也是他的遗憾一样。
我知道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有头疼病。疼起来要命的那种。
我还知道俄国的那个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也头疼，这个人是患有癫痫病的。这样的病人我见到过。更惨。
唉。人这一生，有什么没有什么还真是命定的。
好东西想要得不到，坏东西想拒绝都难。
还是说那天。从乡下回家。
我总觉得卡车拉着满满的花圈、纸扎、给亡灵上供的猪羊是晦气的事情。
能躲就躲开吧。我让刘华开车办事，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家。
头疼最甚的时候我就想回家。我觉得回了家就有救了。
我家里有个医生。我老婆是保健站的医生。跟着做医生的老婆我练会了不少本事，比如我可以独自给自己打吊针，独自护理自己，我可以拎着吊瓶去厕所之类。我想赶回家就是想给自己打吊针。我不喜欢医院，那些充满药物气息充满病痛呻吟到处是药物垃圾的地方只会令我的疼痛加剧。
现在可能使我获救的不是上帝，不是神，是贮藏在家里冰柜的福尔马林，橡胶软管和针头。我想念那些东西，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想念它们，我把它们看成此刻的希望，我身处黑暗中渐露的曙光。在接近它们的时候我可以忍受一切。
走下驶到站口的汽车，告别身后那些怪异的目光，告别那个被我吓着的美丽的姑娘，我身软如泥地摇晃着往家的位置移动，我想象那些药液通过刺进我手臂的针头，抵达我的手臂静脉进入我的身体，我的狂躁的钟釜齐鸣的头脑被药物抚慰肯定会变得安静温顺。那些药物和我的疾病属于阴阳的一对，它们的结合会给我带来安宁祥和。这样一想就让我生出力量。
我没有打电话给我在医院的老婆，我想我还是不去打扰她吧，我这个样子，就不去惊扰别人了，哪怕那个人是我老婆。我是个死要面子的人，我一直有个原则，我在头疼发作的时候不喜欢任何人在场，我远避着任何人。在疼痛袭来的时候我抽搐、狂乱和绝望，我是自己唯一的目击者 ，我目睹自己和苦痛的鏖战。这种状态我不愿意任何人看到，我把这种苦不堪言的痛苦看成我的秘密，看成我的隐私。
回了家，我在昏沉中自己动手把平时准备好的药液配置好，挂在墙钉上，弄好了我上床躺下来，把针头刺进手背的静脉，我做这些已经很熟练了。我躺在床上，闭起眼睛，静静的等待头疼消退的时候。
在长久的时间里，那些病痛犹如不明飞行物，它们总是不请自来，我的头颅是它们畅游的乐园，没有什么能阻挡这种侵入。前几年我刚发现脑部的这种疾患时，母亲带我去医院，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在医院的候诊室里，我看到一个和我一样年龄的男人，也是我这种病。他疼得比我厉害，我看见他抱着脑袋拼命往墙上撞，他流着泪，头上流着血，象一头困兽面露凶光，没有人拦得住他，陪他去医院的女人就哭，哀求医生，医生就命几个壮汉将男人绑在床上，为他注射镇痛的杜冷丁。
那个男人的状态让我不寒而栗，我对母亲说，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否则我情愿去死。这么多年母亲成为我病史的见证，也成为我隐秘生活的守护者，她一直看着她的儿子在疼痛袭来的时候将自己关在密室内里独自苦斗挣扎。没有药物能有效地疗治，母亲常常无可奈何地守在外边，等待着病魔折磨够儿子以后离去。母亲知道我古怪的性格，也体谅我，她知道在那个时刻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踏入我幽禁自己的房间，母亲知道他儿子孤独的个性骄傲又脆弱的自尊，她把自己的酸楚和悲怆吞咽到肚里，坚强地等待病魔离开儿子的时刻。
我老婆不能理解我。
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好对付，我跟她的约会总是避开我疼痛来临的时候，她看到我的样子基本正常。但结婚以后就行不通了，有些事情想回避也不行了。
最初我并没想瞒着她，我告诉她我有头痛的疾病。但是爱情会冲昏人的头脑，我跟她说的时候好端端的，她想象不出我头痛起来的样子。那时候也是偶尔疼痛，不像现在这么频繁。我觉得头痛的疾病也是生活日益平庸的结果。爱的激情消退，我们渐渐显出饮食男女的本相。睡觉磨牙，拉屎放屁，为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生活中的各种无聊琐碎就和头痛一样不请自来。
我尽量忍耐平庸的生活，也不愿意让她看到我隐私一样的疾患。
不想让她承担精神的痛苦。但我老婆觉得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