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上的旅行者、回忆录与几何学——论江离
发布: 2013-7-11 16:28 | 作者: 胡桑
存在是对生活的变形和穿越、是命运降临的时刻。存在属于世界内在的秩序，不过，江离更愿意将“存在”命名为“虚无”：
从易逝的事物中寻找不朽的本质
——那唯一不死之物。
……
十四年来，我从没捉摸到本质
而只有虚无，和虚无的不同形式。
——《不朽》
存在往往具有虚无的形式，尤其在尚未找到切身的表述语言时，它并不能轻易地传达自身。在某些时刻，存在甚至拒绝现成语言的入侵。存在也未必具有近代形而上学所谓的“不朽的本质”。存在也许只是一只摇曳的苹果，一张安静的椅子、一阵狂暴的雨、一个迷茫的眼神、一声畅快的尖叫或是尖叫后巨大的沉寂。作为最高虚构的存在，从来没有在世界之外建立起一套表征体系，却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对于诗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轻易接受那些流行的物质强力和精神通货。对虚无的认知无疑能加速对常识的消解。于是，一个忠诚于生活和命运的诗人，才会经常书写虚无。测探存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所以才需要诗人和哲人不断地穿越生活和事物。存在并不能通过外在的知识体系触及，也不能以按部就班的观测方式而获取。所以，江离反对以外在的或者切割式的方式进入生活：
六个月已经足够，给我再多的时间
我也不会成为那些
为了行动得体而翻阅书籍的人，
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活做成切片，放在
显微镜下观察，永远正确但是懦弱的人。
——《一个恶棍的生死信札》
不过，有时候，探测存在也是一件简易的事情。存在，犹如一阵微弱的风吹拂着人们，只需谦虚地迎面、倾听、感受和接纳。江离是谦逊的（这与他内在的骄傲并不冲突），他用语言执着地进行对生活秘密的探寻。对生活总体的持续询问、感悟、沉思和穿透形成了他诗歌中的存在感。
三
江离的诗歌节奏、语调是谦逊、缓慢、节制、平衡的，很少出现暴烈的高音或者愤怒，也不致沉溺于词语和形式。消费主义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罪恶之一。消费主义的后果是将诗歌视为对身体、欲望、词语、物品的耗费和嬉戏，并且相应地将人简化为欲望的产物：性、事物、着装、健康、美容等等。在消费主义场域内，无论是欲望还是物品，几乎都成为自身逻辑的结果。消费主义入侵诗歌的结果是，诗歌也随之蜕变为词语无主体的自行消耗，排除了存在感的进入，在这个时代，命运往往无法找到安身之所：“一个新的世界，在它的完整性中/没有一种命运可以成为我们的命运。”（《日落》）
于是，江离在诗歌中修炼一门“舍弃的艺术”，对抗着我们时代的各种神话。他时常保持着对现代性的疑虑和抗拒。他在《不确定的群山》的开头就婉转地表达过这种对抗：
有那么几年，我们在这个古老的城市
各自走街串巷，出入于湖光幽山。
如今，高楼上玻璃的反光
时装名店和拥堵的车流提醒我们：
必须绝对地现代化。
在《旧钱塘江，新世纪城》里，这种对抗则更加尖锐。江离“在拒绝一个时代的常识”（《小营街，一种风景》），虽然，这是一种“微乎其微的抵制”（《为王煜宏的画而作》）。但是，抵制让诗人找到了得以穿越消费主义时代的位置，在符号化的欲望浑水之中澄清了本真的存在感。
在时代的偏见之外，江离对事物、生活、欲望和身体都有自己的领悟。比如，在《不确定的群山》的结尾，伴随着古巴烟和日本烟，“身体”这个切身的存在恢复了自己的面目。在这里，身体拒绝被简化成商业与消费所裹挟而来的欲望狂欢。出现在诗里的恰恰是身体的真实存在，对微风、花香和烟的味道的谦逊接受：
但从微风中飘来不知名的花香
味道浓烈的古巴烟，留下巧克力甜味的
日本烟让我们确信
沉醉于此刻，善用身体
给予我们的感官，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
在这里，身体召唤着一个强大精神场域，存在感并没有受到消费主义的压迫、排挤。从这一点可以发现，江离的诗歌是属于当代的。他将当作有限的、直觉的存在来进行体验。也就是说，人对世界的（无论是近代形而上学的还是消费主义的）专制幻象被身体的存在感所替代。身体恢复为第一位的在场，成为存在的接收器。江离在《不确定的群山》结尾所要表达的正好应证了沃伦的一句话：“肉体的感受是诗歌的意义。”（罗伯特·沃伦《诗歌就是生活》）
江离并不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写的是一名虚无主义者。事实是，在他的诗里，虚无感反而澄清了世界，让世界在欲望、占有、暴力、欺骗中清澈起来，甚至使日益贫乏的当代生活重新获得了深度。然而，“在一个没有一种命运可以成为我们的命运”时代，只要将“诗歌就是生活”视为合法命题，虚无感就会十分正常地成为诗歌的基调。这是有限的人在世界上的失败体验。不过，在一个信仰凋零的时代，虚无和失败往往会成为希望的庇护，一道希望的隐秘入口。度过漫长黑暗的人必定能够重建对黎明的新鲜感知：“我是少数那些在黎明之后/睡下的人/因此我看见黎明又一次升起。”（《黎明》）
佩索阿曾发明过一个诗歌的口号：“不要倚靠在思想的走廊上。”（见阿兰·巴丢《哲学任务——成为佩索阿所代表时代的人》）在现代，知识伴随着技术理性日益扩张，知识图腾相应地造就了一种强权的诗歌，这种诗歌只是词语和概念自身的逻辑演绎，强暴地排除诗歌对存在的感知和领悟。江离极其不信任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并在进一步提防着概念、理论和抽象知识对诗歌的侵犯：
一种新的图腾正在建立，多么疯狂
感受力被极权的知识剥夺
最后一寸领地，艺术节节败退。
——《一个恶棍的生死信札》
诗歌也许只有在“节节败退”中才能真正抵达属于自己的领域。对于诗歌来说，失败是一种必要的体验，它让诗人警觉地跨越语言的藩篱而深入存在的腹地，如此，诗人才能生成在自身内部凝聚起来又随时敞开的生存个体，借由语言触摸存在，并进一步建立起与世界、事物和他人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谦卑”而又“骄傲”的关系：
席间，贵宾们锋利的目光
又一次检视了我来自小镇的谦卑
和不为人知的骄傲
——《宴席之间》
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过：“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不屈服于重力的意义上，江离的诗歌中也存在着这种“古老的敌意”，他的确表达过对这个时代所制造的各种神话的对抗。不过大部分时候，他并不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敌意，他从未将诗歌与生活对立起来，如果诗人是一根天线，那么，生活则是一座必不可少的信号发射塔。所以，江离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到敌意之后的事情。他在沉思人与事物之间更为深刻而本真的关系：
现在敌意消除了，就像是奇迹
在你和时间之间达成了一致
它比你持久，也比你写下的事物持久
这就是在心中
也许每个人都渴望死去的原因
——《纪念米沃什》
在这首诗里，死亡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而是每个人的“渴望”。在死亡的渴望中，“古老的敌意”奇迹般消失了。人和世界随之取得了善意的和解，人最终跃入了存在。“死亡……仅仅意味着回到了故乡。”（《一个恶棍的生死信札》）
在死亡意识的某个神秘瞬间，人必定会遇见生存的本质：人都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换句话说，人在世界上是孤独的，需要相互取暖，正如江离的诗句所写的那样：“因为孤寂而结合在一起”(《316房间》)。当然，和解并非轻易地妥协，它是一场漫长的精神之旅。和解是一次次永远没有句号的书写。伟大的诗歌为人们一再地提供相遇的机会，人在诗歌中顷刻间就遭遇了自己的存在，从而得以目睹敞开、清澈的存在。对孤独的个体而言，诗歌是一堆温暖的篝火，就像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个诗句所传达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和一个举着灯/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相遇。”（特朗斯特罗姆《一个贝宁男人》）江离那首消除敌意的诗歌写于米沃什逝世的时候，以此向米沃什致敬。米沃什本人有一首探讨诗歌本身的诗《诗艺？》，其中有一节表达了米沃什与他人一起存在的愿望：
诗歌的目的是提醒我们
独自一人留下是多么艰难，
因为我们的房屋洞开，门上没有钥匙，
无形的客人随意地出入。
与他人在一起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这也使作为危险人物的诗人不至于成为威胁共同体的不义之人。诗歌提醒我们，终极的孤独不是不可能的。对米沃什而言，这种基本的要求可以再现为一种矛盾，即“诗人对距离的要求”和“与别人负有共同责任感”之间的矛盾。江离诗歌中对不可见事物的持续探寻，以及对敌意的取消、对相遇的渴望，也形成了一种矛盾，或者说建立了江离诗中的张力和魅力。
与他人在一起的愿望总是与记忆密不可分。记忆对过去做出承诺，又对现在提出要求。这就是存在的要求：“与别人负有共同责任感”。对存在的探测势必会加速诗歌对记忆的征用。江离诗歌中的记忆也是这样一种角色，他有一首名为《回忆录》的具有鲜明自传性质的诗：
父亲死了，在墓旁我们种下柏树
这似乎不是真的。每天晚上
我都出去，和一大群人在一起
哦，柏油马路在镇南，春天清爽的气息
漫过了街道，镇北的石桥上，蔡骏又一次
说起他的女孩，这也不是真的。
我照样学会了逃课，喜欢上了公园里
一个人的僻静，照样爱上了早死的帕斯卡尔
他说人是一根苇草。是的，苇草
那么多苇草一起喝酒，打牌
有时为了谈论的夸张程度而争吵
有时我们烂醉如泥，而在半夜里当我回来
就会感到那种寂寥，那种支撑着我
又将我抛得更远的寂寥
像降落在身体内部的一场大雪，冻结了
鸟兽们的活动，尽管这仍然不是真的。
现代主义制造出大量孤独的个体以及封闭的诗歌。孤独也许来自于经验与记忆的断裂：“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与之匹配的经验/这似乎又回到了一种常识：/人是孤独的个体。”（《为王煜宏的画而作》）不过，记忆是孤独的来源，也是对孤独个体的拯救，是触摸存在的目光。记忆虽然加深着孤独，却又在召唤友谊。只要记忆和他人没有从大地上消失，诗歌就会被持续不断地要求打开自己。江离的诗歌在自我与他人、孤独与友谊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忠实地记录下
这些诞生、死亡
和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似乎存在着一种结构：它们中的每一个
都在另一个之中，孤单
必须成为更大的友谊的一部分
——《几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