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时代
发布: 2013-4-04 12:44 | 作者: 鱼鱼
其实大二时我爱上了一个蒙族女孩子，她比我大一岁，我爱她爱得要死，她叫明。
我是个见异思迁的人，田，我不会原谅自己的。虽然我早已没有了泪水。?
我是个见异思迁的男人吗，不是，我只是喜欢新鲜陌生的女人。郁哥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伤美人，有时候爱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在高三无聊的时候，我曾在教室前粗大的榆树上捉一种俗名叫树老虎的虫子。它通常把自己包裹在硬硬的壳里，附在树的表面，等待化蝶的一天。我一直不知道它有几种形态，通常把它放在纸盒子里，抓一些叶子给它。它似乎一点也不吃，趁着无人注意的夜晚，在盒底吐出丝把自己包裹起来，像茧。清晨起来，我看到这个样子，很震惊也很伤感。我就像这只虫子，害怕受到伤害而把自己裹起来。
一个人的记忆不能太好，一个群体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荣格和弗哥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些被遗忘的大抵都是人类不堪记忆而逐渐要忘却的，正如一个人受了太大压力，会失去记忆。人类的记忆总是很沉重。于我个人而言，回顾往事，也是少有欢乐，悲哀和忧伤总是占据大半河山。那可称幸福的就如流星，来得匆匆，去得渺渺，谁若妄图抓住它，一定会被烫伤。
我上大学了。带着依依的伤感和对于明天的幻想，来到了北京。据说和绅的淑春园就在未名湖附近。那时候去了学校要军训，还要熟悉陌生的同学，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似乎是意气风发，准备着挥斥方遒。
在劳累的军训以后，除了剧增的饭量外，就是逐渐熟悉了那个校园。有时去一些墓地去转转，感慨人生无常。学校很大人很多，不乏怪异之人。在那个时候我过早地开始思考人生，因此常常恍惚。想到那些北京人那么好的教学条件才需考那么几分就可以来北大，而我们那里即使比他们多二百分也难以上个大学，心里就很压抑。尤其我以前从来没有上过语音课，所以每次老师放完录音后提问，我总是什么也听不懂，一片茫然，也总是低声说“I'm sorry”。有时运气好，前面那位也不会，我就似乎稍微理直气壮些说“I'm sorry too”。老师笑，对我似乎格外温柔，因为我是那么诚恳。每次这样，我内心很惭愧的，但这种游戏老师似乎乐此不疲。于是我大量的时间就去语音室带那个硕大的耳机，偶尔也听听音乐，想卡彭特之流。
有一天收到家乡的一封信，把我拉回到县城。信是糠皮写来的，大意是他在补习班认真学习，准备来年一定考到清华物理系，但有些难度，需要我给搜集些北京人的先进信息。他说学得很苦，但还坚持看《星星诗刊》，一本窄窄的刊物。那本书给了他很多安慰。话锋一转他抱怨我没有及时给他写信，使他很失落。他说如果他和我换个位置，他会惦记我，一个星期最少给我写一封信。这使我很有些惭愧，觉得欠他许多。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我们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追逐一颗绝望皮球时的美好时光。其实，美好是因为于我那是过去时，如果问糠皮，难免会挨骂。可更让我难受的是我想起了陈会田，想起她还在补习班里努力要考上免费的师范院校，梦想成为一个有德行有学识的老师，能把万千农村孩子送进龙门。可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中国的教育资源是何其的不平等，分配制度亦然。那时我就想做一个林肯，一个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家，而不是做一个眼高手低的政客。那时何其自大，后来就何其妄自菲薄。
我给糠皮写信说北大很美，但也不过尔尔，还是家乡的星星深邃。记得半夜我们在大桥底下谈论舒婷吗，不过最近我疯狂喜欢上莱蒙托夫了，可惜他死了。会给你去风入松买几本，但因为经济紧张，不能买多。学习资料也一并给你寄去。你说到正在做一项要改变人类精神面貌的大发明，我觉得可以推迟，先把学习放在首位。然后是代问某某和某某好，你可以和他们分享学习资料共同进步，还有此致之类。
给会田的信迟迟没有落笔，因为我发现我对她的那可能不是爱情。本来想考上大学对她说的话，现在想对别人说了。我在语音室里遇见一个对我笑的女孩子，从此以后我茶饭不思。我过早陷入了一种感情，无力控制。那时我只是个孩子，很多时候还生活在幻想里。
尤其当我捉摸人生意义的时候，我浪费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我思考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那时鼓励我的有约翰克里斯朵夫，有林肯，有亚历山大等人，但中国人很少。我那时已经忘了将来要做苏联作家的事，我搬来很多哲学书在功课之余日夜苦读，梦想有一天豁然开朗成为哲学王。
我的理想在短短的时间里总在变化，就如哥哥考大学那年有篇作文，画着一个类似我的人总在挖浅浅的井，得不到水。有一年我和会田躺在她的宿舍里，我调侃她，你看你的理想，一个人民教师，你回顾往事不感到可笑吗。可是田只是说这样已经很好了，如果有你就更好了。你的心太远了，不着边际。那一刻我想起物理了，她在未名湖畔第一次对我说眼高手低，是因为她太失望了吧，因而伤心。那些匆匆过去的光阴，被我辜负了几多春光啊。
在我高三毕业离开故乡上了火车时，我的行李里有一本、唯一一本从图书馆偷来不舍得付诸流水的书《教父》，还有几年来的回忆，以及一些希望。那里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那时我的小弟弟还活泼着，常常不自觉的硬起来，冲动。怀着对大自然，对美丽女子的热爱，我对生活的看法也是积极的。世界是可以改造好的，只要肯攀登。
大学里塞万提斯的塑像，那个唐吉坷德真的很滑稽。我的理解力很弱，喜欢一些书，却大抵迷失在那些氛围里，不能用理性分析。即使现在被生活玩弄了若干年，还是傻兮兮的，懒于思考总结，不肯患得患失，总是兴之所至，兴之所去，像我的生殖器。这一点正是父亲多年来对我的深恶痛绝。
我沉迷于图书馆里忘我地追寻人类的命运，有时夜深了还点起蜡烛思考。有时也想，自己会不会疯掉，因为自己爱的人像个精灵一样挥之不去。在每日的思念和思考中，日子忽快忽慢。如果她飘过我身边又笑了，日子就快一些；如果数日不见她的鬼影，日子就很慢了。如果人类的命运有一些好的结果，日子又快一些；如果人类苦难的命运遥遥无期，那么日子也会很慢了。而这时，我是不会想起会田的，她在远方默默地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理论，偶尔想一下考到外地的同学，尤其是我的态度让她总是处在矛盾中。
那时我还常常找借口不去听枯燥的法律课，在宿舍里玩自己的身体，但已经不再想田了。那时，你不知道，我喜欢的那个物理她很美，她走路很快，轻盈，她的笑，无法形容。她是我的另一面，是我忧郁身体的另一半。人的爱情，其实是一直在冥冥中用直觉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她和你融为一体，那是无与伦比地美好，也是同样地痛苦，尤其对一个孩子，一个有家族精神病的弱智孩子而言。
刚上大学时，我有限的经验和有数的阅读制约了我。我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思索人生，因而头脑经常很混乱，也很痛苦。对于一个缺乏逻辑头脑和理性思维的我来说，是在自讨苦吃。我喜欢冷水浴，每夜临睡前就去洗漱室，用冷水搓红皮肤，然后用脸盆接了水从头顶醍醐灌顶。这样一直到了冬季，皮肤开始适应冷。最早，小弟弟因为冷刺激会勃起，而现在不会了。那时，晚上我一个人从图书馆回来先看书，用笔画一个哲学的框架，看完叔本华或马斯洛后，再读一些如《挪威的森林》、《当代英雄》、《走出非洲》之类。当然，最喜欢看的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常常合住书，想他，想罗曼罗兰。是的，每个人都有强大的灵魂，我也有的。?
周边的学校少有同学，有个医学院的偶尔来往，一起喝酒。有时他带着朋友来，我们一起打球。如果正好有钱就去下饭馆，喝点酒，谈论共同的朋友和曾经都认识的漂亮的女生，但从来不说人生不说将来。也许男人都这样。如果不去饭馆就去食堂吃饭。那时粮票不够，就只能向女生讨要一些了。
机械论者认为人生即时间，不能妄谈意义。意义这个词本身就是生活之外的客人，就如流水之于月光，尘土之于镜子，花香之于书籍，会田之于我。我那时考虑问题一根筋，越想不通越往死胡同里走，就如对物理，我需要每天想着她入睡，这就加重了我的神经衰弱。奶奶说我家族有精神病的根苗，她总说我爷爷精神有问题。我通过多年观察发现，岂止我爷爷，我父亲也有，而且很严重。有一天在宿舍，当我的泪水打湿了凌晨两点，我突然害怕起来，我怕我会疯掉。按说我不是花痴啊，我的精力也有很多用在学习、阅读、思考和交际上了，可为什么我无法摆脱那种思念。那思念像蛇一样不停咬我，使我猜疑，使我像莎士比亚剧本里的那个黑人一样想掐死物理。我在嫉妒，嫉妒包围她的空气，和她在一起的同学，嫉妒她的书包，她用嘴亲吻过的饭盒，我还嫉妒下在她身上的雨。
多年后我很喜欢王晓波，因为他说他讨厌偏执、心胸狭窄的人，他喜欢宽容有足够理解力的人。是的。这让我想起我有个叔叔也得了精神病，他爱清洁，把家里每天收拾几百遍。他还爱看报纸，强迫别人听他从报纸上得来的真理。如果你不愿意听，他就很激动，痛苦。如果你不想伤害他，你就得痛苦，享受被洗脑的过程。我常想一个人喜爱什么，没必要强迫别人喜欢，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不懂。他是善良的人，他希望你好。我曾经打比方说，假如一个男人不巧做了皇帝，他很善良，希望好的大家分享，坏的就剔除不留，而偏偏皇帝喜欢男人，有断袖之爱，那么很可能要下令杀了天下所有女人。也许男人们因此会造反，但那不是我关心的事了。但我叔叔听了就说我是流氓，说我恶心而且总爱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