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你在第10期A Public Space上翻译了一篇沈从文的家书，为什么要介绍沈从文？
李翊云：现在他在国内稍微好一些了，以前也是没有人看的。我看他的家书，尤其是解放后他还是在想怎么写作，但他从来没写过，我觉得是挺大的损失。可能我觉得与他在性格上比较亲近，写的东西也比较亲近，所以总是对他很感兴趣。从A Public Space刚创刊的时候我就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沈从文的家书翻译出来，后来我就跟主编Brigid Hughes说想做一期从文家书，事实上我翻的比最后那个要多得多，大概有三倍之多，但最后选了三分之一，然后沈从文的英文译者非常之高兴，给我发很长的电邮说这件事。
欧宁：大家都知道你本来是学理科的，后来到美国需要找事情来舒缓自己的压力，然后就报了写作课，我想知道，这个人生的转折难道在前面没有任何预兆吗？
李翊云：没有什么预兆，我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但是从来没想过写东西，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用英语写东西比我想的有意思。
欧宁：现在你的枕边书或者你随身带在包里的书都是什么书？
李翊云：我一般手头上会有五、六本书同时看，我在看Katherine Manthfield，她生在新西兰，然后还去了英国，她是跟伍尔芙一个时代的女作家，我在看她的日记，她一生很短，死的时候才36岁；然后有一个美国诗人，现在已经去世的Elizabeth Bishop，我在看她的信；小说我在看《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一本小说，我觉得比《简·爱》写得好但没有《简·爱》有名；还有就是当评委的这些书。
欧宁：你看中国当代作品多吗？
李翊云：不多，前几年看了一些，有时候人家请我写书评，比如英国《卫报》请我写苏童的《河岸》的书评，那样的话我会看一下英译本和原文。
欧宁：在一些采访里，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国际作家，我觉得在你的自我意识里，你在淡化自己的国族特点。的确，强调国族身份在现在看来有点落后，对于在美国写作的华裔或亚裔作家的作品，有人曾用“华美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或“亚美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这样的概念去定义，强调它的国族性，又或用“离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的概念，强调移民与母体文化的一种关系，这些说法都有点陈旧了。我觉得你用英文写作，称你为英语作家便好。我想问，会不会有一天你的小说主人公不是中国人？
李翊云：我觉得会有可能吧，未来的事情我也不能预料。我觉得有些人比如西方读者会说，他们看了一本中国书，中国妇女缠脚、包办婚姻这种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很野蛮又很新奇的概念，有人会用这种想法去读；但有些西方读者读了我的书，就会觉得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是中国人，但人性总是有共通的地方，我比较注重这些东西。
欧宁：我刚刚的问题应该再深化一下。有人说，一个作家的写作肯定离不开自己的体验，你体验过的东西或者你小时候的经历会变成你写作的资源，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超越自传，超越他（她）本身的文化和经验。有一天你会不会不写和中国有关的题材？
李翊云：那是当然的，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地有些题材不光是中国的题材了。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在越南生的，作为难民逃到澳大利亚，他叫Nam Le，可能在中国不太有名，但他在美国和英国比较成功，我们在一块上学的。逃难到澳大利亚后他做律师，后来到爱荷华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就很有意思，除了第一篇文章是关于越南的年轻人，有点类似自传，但后来的文章全是靠Research，而且每一个故事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比如在伊朗或者在纽约。他是个律师，只要做足够的准备，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材料他就会有一个Case，就能写一个故事。我觉得写书就是这样，你要知道足够多的东西，怎么飞跃一下然后变成一个成功的故事，从一些细节就能够构造出一个故事来。我觉得个人经历是帮助你理解一些东西，而不是依靠这些经历。
欧宁：我感觉你一直拒绝在你身上贴“中国”或者“华裔”的标签。
李翊云：因为我觉得贴上这些标签，会有一些作为作家来说不必要的负担。
欧宁：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记者采访时都说，李翊云用英文在美国写作，她的成功得益于美国的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也许你不会同意吧。有一次你在Facebook上说你 母亲一直问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上，你在美国这么成功，她应想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吧，但你表现出对这个问题不胜其烦。你的国族标签在世俗 层面上可能带来的问题，还包括像中国的文学出版界很想翻译出版你的作品，这里头除了市场因素，可能也有一种国族自豪感的消费需要。你一直是拒绝的，好像人 所共知，李翊云不轻易授权自己的作品译成中文，你好几次回答的理由是觉得当代中文著作已经有很多好的作品，而你是为英语读者写作的，所以没有必要翻译，这 里面还有没有更深的原因？
李翊云：有一个程度上，我觉得很多东西得重新写，不必要译。
欧宁：你是在担心自己的作品译成中文之后的竞争力吗？
李翊云：不，我觉得是对读者的相信程度。比如说我跟美国读者提到1958年，我用英文写时我得解释一句，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发生的年份，而在中国，提到1958年 所有人都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你如果把那句解释翻译回去，就好像中文读者不了解中国历史，你低估了读者的智力，我不想那样的事发生。如果说我只是写一个人物，没有任何中国的背景或者历史背景，只是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一个人，这有可能，但我觉得所有都跟历史有关系，在历史这一部分直接翻译成中文不是很 好。
欧宁：你是否听说过哈金在台湾的故事？
李翊云：听说过，我觉得台湾人的眼界我是不敢恭维的。
欧宁：是不是哈金的事情给了你一些触动？
李翊云：我确实问过哈金。当年有中国出版商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认识，我问他怎么想，他说你做好准备再去，否则会挺难受的。可能我还想再积累一下等待一下，不是很着急。
欧宁：有很多人猜测你不想自己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原因，这些猜测跟你的回答很不一样，都猜到政治那方面去了，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李翊云：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总是在拒绝把自己叫作中国作家或者华人作家，写作在我来看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不想被别人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贴上别的标签，所以我会比较谨慎。没有什么政治原因，主要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到准备好的程度。
欧宁：我想问你对政治的看法。你一定会拒绝文学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如果不谈文学，你平时会关心时事政治吗？
李翊云：我还算比较关心吧，不能说非常关心，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要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事情在发生。我可能更关心历史，比对时事政治更关心。
欧宁：你的《漂泊者》(The Vagrants)其实就有触碰到历史、政治这样的议题，那本书的写作资源可能跟你自己的成长有一点点关系，但要写过去年代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研究的吧。
李翊云：主要是看一些老的照片、老的东西，跟普通人聊天，像我公公、婆婆，我觉得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最好不让他们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他们就跟你山南海北地聊，就会有一些很好的素材聊出来，但七十年代咱们都还是过过的，所以还是记住的。
欧宁：你平时多久回一趟中国？
李翊云：我回国倒不是很多，上一次是2008年回去的。
欧宁：不知道你现在怎样更新你对中国的认识？
李翊云：我看一些中国的网站，然后跟中国的朋友和家里人联系一下，但就像你说的最终可能会写一些不止是中国的题材，比如美国或者西方，更广泛些。像我就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可能我今天看到的是美国的东西就会写一些美国的东西。
欧宁：你有一天会否用中文写作？
李翊云：我不知道。
欧宁：呵，难道你不想参与一下中国当代文学？
李翊云：我觉得有一天也许会，怎么说呢，我觉得人就是一个阶段做一个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现阶段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可能要准备到十才会去参加这个一，更多程度上还是我觉得现阶段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由上海2666图书馆周焰根据录音整理，经欧宁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