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不知道她继承了家产没有，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婆，像她这么年轻的富婆一定已经找到新的玩伴了。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4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 Berenyi和Emma 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 Acland，贝司手Steve 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一年换了贝司手，由Philip 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 Berenyi和Chris Acland，Emma Anderson和Philip 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 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 Acland由于抑郁症在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 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 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唯独《Love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它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柯特柯本……
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就近找了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角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1-4节选 2011年发表于《收获》，2012年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