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象」：存有与虚无的「所在」
对谈者：叶辉（叶）/江涛（江）
整理：杨展
初始的诗 迷离的夜
叶：你在香港的第一本诗集快要出版了，这个对谈就当作诗集的序言吧。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写诗？
江：我在国内已开始写诗。上大学时我读的是中文系，但那时我并没有写诗，反而对文人、诗人很反感。因为觉得他们行事夸张，不大像普通人。所以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毕业后，我都没有去参与任何文学团体或文学活动。毕业后我到了电台工作，开始在工作中接触一些文学工作者和文化团体。那时日常的工作主要都是写新闻稿，而没涉及文学作品，可以说基本上是忘记了大学所学的文学知识。我在电台负责主持的是在深夜十点到十二点的晚间清谈节目，因为又播歌、又分享自己的心情、又接听别人的故事，由是生出了对于时空的迷离感。那些不同时代的歌曲所代表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加上听众们的故事，令我对自己身处的现实和感官世界产生了一种交错迷离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最初的诗意的萌生。我对于文学的理解比较迟熟和被动，完全不是那种自幼就热爱文学，并勤力写作的人，反而有点像因诗意在生活中不经意的入侵，而使我不得不去好奇，想搞清楚，那些令我心神恍惚，既欣喜又让人沉沦的文字世界与现实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时我常为自己的节目写稿，还把它们电邮给朋友们，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鼓励我写诗。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这样写就可以是诗了，所谓文学，所谓诗，其实也可以这样轻易地贴近生活，一点儿也没有成为一种心理负担，反而可以抒发一个人内心隐秘的情感。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叶：这和你念硕士课程时研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有没有关系？
江：那时我还没有念比较文学硕士呢。本科念的是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我是工作很多年后才念硕士的。
叶：那么，整本诗集的规划和想出版一本诗集的念头，是何时开始的呢？
江：其实，这次是我在写诗后正式出版的第四本诗集，但在香港出版，则算是第一本。之前，我在国内正式出版了三本诗集。在电台工作时，就已出版第一本诗集，那时写得很快，写到一百首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现在回想，这多少有些初生之犊的无畏感，但更多的，有点像作为一个新闻人，想把「我开始写诗了」这份欣喜公诸同好的「抢新闻」的感觉。我记得，在第一本诗集的后记中，我竟然这样写道，大概意思是：以后，我每年都要写一百首诗，出一本诗集。现在回想，觉得好好笑，但这种说法，其实也表达了我找到写新闻稿之外的欣喜，好像发现了新的自我，感觉很开心。但是后来，当我再出第二、第三本诗集时，内心已变得谦卑。写诗不是赶稿，而是用语言去感悟生命中的某种深奥之处。之前写的诗集，题材内容比较零碎，之后比较成体系，从《木棉集》开始，诗的语言、结构、以及诗人自己的生命历程的记录，都渐成体系，息息相关。
「在」与「非在」
叶：我当年挑选你的诗刊登在《秋萤诗刊》，也发觉你很喜欢用一个字。在这本诗集的第一辑和第二辑里面，你也用到一个字，就是「在」字。在这两辑里面，你写时间，可能是顺序，也可能是倒数。每一首诗的起始，基本上都用一个「在」字。比如第一首是〈在联接街〉，又或去到九龙有〈在联合道〉，这两条街道都是把两处地方联接的。诗集的第一辑叫〈新约〉，第二辑叫〈旧约〉，在这〈新约〉和〈旧约〉里面，放在一起的话，有着前生和今天的连接对话。或者那个「在」字锁定的空间，又或是存在的状态，既是时间或是空间的概念。这是否你在不同的生活的空间，不同的生活的所在，一些不同的感受的连接呢？
江：你读出了「连接」这个词，我很惊喜。其实，我在编辑这本诗集的时候，就私下埋下这个伏笔，但我从来不奢望有人看得出我这个伏笔。我是故意将「在联接街」这首诗放在整本诗集的第一首。我将这首诗放在开头，潜在的意图是，发出一种意欲「联接」的文字信号。我在想，究竟有没读者对文字、语言有那种敏感去察觉这一点。「联接」同时也暗示作者与读者之间，透过文字心灵相遇的情景。说回那个「在」字，其实「在联接街」那首诗里，我透过场景的诗写，所表达的，也有一种迷惑和迟疑，一种类似迷途的感觉：地点、人物都似是老早约好，但若忘了时间，地点就会不对，若地点不对了，人物可能也会物是人非……当置身于「诗的阅读」这种场景，作为作者，我很想内心所表达的，透过文字，能与读者的阅读理解产生「联接」，因为有了联接，才会有故事，才会有共同的文字旅程，才会有心灵的共鸣……但作为诗这种特殊的文体，我又希望，我向往的「联接」不是公开化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一条幽僻的思想小道，因为，越是幽僻的地方，会越少人去，而所谓的「知音」，往往都是在这些很少人踏足的地方才会遇到。「高山流水觅知音」就是这样一个典故。所以，把「在联接街」这首诗安排在诗集的第一首，我希望是一种「定调」，或许，也是我自认为的一种语言风格。我好肯定我「在找」，「在寻觅」，但究竟我「在」、「不在」那个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是否「联接」上了，就「在」，「联接」不上，就「不在」？其实，我也没亲身去过联接街，只不过坐巴士车经过，但我竟又写出「在联接街」，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条街上的，要不，我凭什么能够书写它呢？另外一些诗所写到的地方其实我也是没有去过的，只是我对街道名称的敏感引致我书写它们，这些内心经验都是相当奇怪的。至于〈新约〉和〈旧约〉，我是想将两个过程区分，不是截然的，不是说某个时间写国内的地点，某个时间写香港的地点。在香港我也会写国内的地点。写到的许多地方甚至我亦没去过，只在地图看到那个名字，有感觉，就会写。因为我心中，我有自己的地图，在内心，好像已经走了或远或近的路程，去到那里。其实，写作中，有时也感到很迷惑，究竟我有没有去过呢？又或者，当若干年后，这些诗被不同的读者阅读，偶尔，会否亦有读者意会到，他（她）很可能也有过我那样的心理历程，然后，我们才得以在那个偏僻的文字的诗意的角落里相逢。那么，这时，我们是「在」、「不在」？另外，近后期的作品，我的确写香港的地点较国内多，或许是当我全身心的生活在香港之后，就有了与之前不同的心情。
叶：又或者这样说，香港的「在」，其实你又不是在湾仔，在旺角，在尖沙嘴，你反倒是在一些边缘又或是偏离市中心的小路。其实你是在香港这个繁华城市，为何反而去找那些偏远的「在」？
江：我也很奇怪。回头看自己写过的诗，很少会写到这些繁华喧闹的地方。我自己也发现，总是去找一些很偏的地方，像流水响、塔门等，不是郊野水塘，就是离岛。
叶：我发觉你大部分的地方都没去过。
江：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去过……
叶：如果按这个观点去读你的诗，基本上不能读出你所写的地方的具体感觉，而是借那个地方的名，说你当时的所在，无论你是在计算机还是真的到了离岛散步，你所写的都可能只是你当时的那种对「在」的感觉。
江：也不能完全说没去过，有些地方真去过，也有些是去过之后才写的。但是真的很奇怪，有些去过后才写的，也不是描述它的风光。除非是很贴合我想写的主题。好像咖啡湾，我也去过画画写生，但写出来的也不像写生里面的东西。
叶：那你有没尝试过将你写在平时放假悠闲时才会去的那些外岛的诗，如〈在坪洲〉、〈在塔门〉等，将它们的诗题互调，基本上是没有影响诗的意思的。
江：不是的。为什么说不是呢？我是觉得〈在坪洲〉、〈在流水响〉、〈在塔门〉这几首诗写的地方我都有去过。像〈在流水响〉，是写了之后再去过几次的。为什么会写流水响呢，我不记得当时是处于什么状态。我就在想，流水为什么会响？肯定有某种水流。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名字的「涛」，无论是本名还是笔名，都有「涛」字。例如笔名「江涛」，就是一种水流，有水流，就会有波涛，哪怕极轻微的流动，都会有流水的响声。「在流水响」是由四首组成的组诗，里面的文字贴合了当时我的处境和心态：在一处偏僻水塘，没有观众，流水大声小声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水仍不断流，天然地响……「在流水响」在书写名字、处境、心态……而「流水响」又是新界一处古老的地名，甚至有古人的诗作典故，而当个人的现实处境与地方古老的人文风俗交织，诗歌的语言所营造的氛围，也许，也算是一种我个人的人文理想吧。另外，像塔门、坪洲我都去过多次，断断续续各都写了一组诗，这本诗集里的<在塔门>是一组<渡·旅人>的其中一首，而<在坪洲>则是选自一组12首的坪洲组诗。塔门、坪洲，本身就是就是一处隔海而处的地方。有时，当人处于一种孤岛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是最自由的时候，说创造力的自由，也不为过。也许是我常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我写的都是比较偏远的东西。事实上，是中国的汉字启发我去写这些地方的。我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理想，使我常常刻意与烦嚣的现实保持距离，我觉得，书本和文字，能令我安静恬然，距离，能使我更能看清现实。僻远，是我内心本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