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我在西方生活的第24年，已超过在大陆生活的全部时间。六四前，我到德国留学。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后改换作家签证。身为读书人，我却拒绝阅读《恶之花》（1857）之流的西方现代各种主义的代表作。从《共产党宣言》（1848）问世以来无神论成为许多人的信仰，神性逐渐被逐出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工作者不再讴歌神灵，拒绝承担抑恶扬善的社会责任，他们的作品也失去净化心灵的作用，甚至沦为追名逐利，发泄私欲的工具。而我推崇的苏格拉底说：“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
想起《恶之花》及其作者波德莱尔（1821－1867）是因为有同行视虹影的《好儿女花》（2009）为“恶之花”。虹影虽然也是60后，但却在饥饿中长大，她的生平与作品令我同情与佩服，因此我一再为她辩护。既然有如此异议，我当然得研究一番，以便纠正错误，以免误导读者。我读书写作的目的是在提升自我境界的同时与读者分享心得体会。
恶中开花结果
2005年，我在写作《从“私生活”看女性解放》时还表示，“我很高兴张戎、虹影、曾铮和刘晓庆都找到了如意郎君”。因为那时虹影还在维持“文坛绝配”的假象。其实她与前夫3年前就已离婚。4年后虹影发表《好儿女花》并坦诚自己对前夫的恩怨。
虹影前夫赵毅衡算生长在马列中国的第一代，也即文革一代。 他从小就生活在极权专制的非人环境。在一般人还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13岁的赵毅衡就常常失眠。“文革”中他母亲被抓，他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放农场，在煤矿做苦工达10年之久。“文革”后，他通过高考走上学术之路，并于1988年当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师。离婚后他回国相亲，相中了虹影。居无定所的虹影还以为自己终于苦尽甘来，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岂知在红色暴政下遭受迫害的赵毅衡到西方后又被色情文化毒害，成了色鬼。他不仅乱性，与有夫的妻姐乱伦，还要妻子做他人的性伴侣，在色情场所跳脱衣舞。在妻子有身孕后，没有产生父爱，相反要虹影打胎杀生，堪称衣冠禽兽。
在这段持续11年的婚姻中，虹影吃安眠药自杀未遂，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虹影在采访中自诉，“我的前夫没有给我一个真正的家庭。家庭是什么，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而不是一个‘性爱俱乐部’。他让我崩溃，让我对爱情彻底绝望，整个身心崩溃，让我想到死亡。但我不恨他，因为我一开始就错了。我不是奔爱情而去，而是奔父亲而去，我爱上了是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丈夫。冷静地看，这其实是我的错，一切的变故与悲剧，在我看来，都来自于我，来自于我的原罪。不过，我也是因祸得福。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我有了现在的丈夫，有了女儿。我说了，我有了新的开始，我正在开始。”
虹影以45岁的高龄才当上母亲，在女儿两岁时，47岁的虹影披着白婚纱与女儿的父亲，一个前妻也是华人的英国文商再婚。但愿虹影没当小三，没有夺人之夫，否则不会苦尽甘来。虹影还自喻火狐，不怕招来狐狸精。
《好儿女花》让我能惊叹虹影能用文学艺术再现恶劣的婚姻和家族生活，堪称恶中花。文学就是人学，读文就是阅人，虹影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她的写作方式与水平。
虹影出生在马列中国的社会底层，但她一直本能地在追求美好。她的经历如此惨痛，但她却能在痛苦中奋发向上，展示自己并获得成功。我同情她，更赞赏她，因为她明白，“我的母亲像大海一样心胸宽广，我想这是她给我特别大的一笔财富”。她也如此教导女儿：“不要恨任何伤害过你的人，不要轻视任何比你低弱之人，不要嫉妒任何比你荣耀之人”。《好儿女花》最大的败笔是沿用了包括“解放前”在内的中共术语。这或许表明虹影没有摆脱共产党文化的束缚，她至今可能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否则，她就不会发表什么“儒家的源头来自被雌伏的雄心”之类的无稽之谈。所以， 她也不能在《好儿女花》中揭示母亲、前夫与姐姐们堕落的社会根源。
《好儿女花》真实地再现了作者的经历，但如藏族女作家严英秀所言，这种真实不能给读者提供“深刻的人生感悟，庄严的责任意识，不能让人看到有启迪意义和引示价值的别一种人生，甚至退而求其次，都不能让人在阅读中体味到一种美好的纯粹的审美愉悦”。这应该与虹影的人生，与她推崇张爱玲密切相关。我赞同傅雷说张爱玲走的是“一条庸碌卑俗的下山路”，但我认为虹影的作品比张爱玲有价值，因为虹影生在庸碌卑俗中，却一直在努力向上。
“恶之花”的结果
虹影让我想起张枣（1962－2010），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同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四川外国语学院与张枣相识时，这位英语系的硕士生算校园里引人注目的帅哥，虽然他个儿不高。1999年前，我开车去科隆火车站接他时，发现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帅气。好在我们还能象过去一样交谈。我用第一本德文诗集《公爵日日骑马外出》换得他在大陆出版的中文诗集《秋天的戏剧》。他的诗歌还象过去一样颓废，读起来让我落泪，所以，我后来搬家时便与别的书籍一起送给了科隆大学东亚系的图书馆。张枣的古文造诣比我深厚，因为他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外公、爷爷都被打成“右派”。他在尝到极权专制之苦的同时，也深受推崇白居易的外婆和热爱普希金的父亲的熏陶。所以，张枣能在八十年代写出带有古风的现代诗，让人惊叹，少年得志。
他在我处留宿的那一次，我们畅谈不已，交换了包括对虹影的各种看法，但没有谈及波德莱尔和鲁迅（1881—1936）。波德莱尔一脸凶相，而鲁迅“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都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只对帅哥靓女、善男信女的生平与作品感兴趣。
为了身心健康和修生养性我拒绝阅读病人的作品。这也是我不读赫尔塔·米勒的原因，虽然她中了诺文奖。米勒比张枣晚一年，比我早一年到德国，但在她得诺奖前，我从未听说过她。我因她谩骂刘晓波的批评者而向罗马尼亚德裔文学研究者比如Ingmar Brantsch打听她时，获知她虽有写作天才，但撒谎成性，唯利是图。Brantsch视她为“天才型的心理病患者”。过去她是罗共用来打击传统的工具，现在是德国出版商打造的名牌。她虽然能糊弄外行或者名利之徒，但我则乐于帮助发现她剽窃的王容芬等行家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
张枣辞世后，我才获知他是波德莱尔和鲁迅的推崇者。波德莱尔有“恶魔诗人”之称，而一位张枣的推崇者认为，张枣是用中文书写的波德莱尔。他俩确实有一些共同点：都文采飞扬，才华横溢，颓废放纵，英年早逝。
张枣在德国获得汉学博士后，2005年回国。他在大学里开的课包括讲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他在贬低胡适的同时居然称“鲁迅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的诗歌之父”。换言之，他也算鲁迅诗歌之徒。汉语在被鲁迅们用翻译体变成白话文时就在失去传承了数千年的内涵。用张枣的话说鲁迅们“就是要极力做到颠覆语义的沉淀”。张枣也认识到“现代汉语是一个非常西化的语言，这使它具备了向外语学习的可能，但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古代汉语的精神”。 张枣承认鲁迅的《野草》“读起来让人感觉低沉”，但他却在课堂上加以宣教并表示：“《野草》中的这个‘恶’应该是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那个‘恶’，是凌厉的、强有力的‘恶’。鲁迅对它的态度是赞赏的，严格地讲，这是鲁迅最喜欢的一样东西”。张枣无意证实自己象鲁迅一样善恶不辩，正邪不分。
张枣透露，鲁迅对波德莱尔“很精通”。表现之一是鲁迅对徐志摩提倡的“浪漫主义”特别厌恶，因为“现代主义”的关键部分是“冷”的、恶的、主体性的，这与“浪漫主义”那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是相斥的，也是西方现代主义十分反对的。
鲁迅也好，徐志摩也罢都奉行“拿来主义”，把符合自己心性的西方糟粕拿来糊弄崇洋媚外的新青年比如萧红，毒害他们的身心。推崇“真善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拿来的各种主义地糟蹋下奄奄一息，而鲁迅等文痞却靠国际共运的资助结出各种恶果。吃错了饮食会中毒，选错了精神食物同样可以伤害生命。张枣与萧红都象鲁迅一样患上肺癌不是偶然。
张枣一直有“精英意识”，这可能是他出国后无法象我一样入乡随俗的障碍。他的前妻是我的外教。我是他们相爱的见证者。我从18岁起就与这位大我七岁的洋姐姐相识。张枣早逝后，我们时不时会谈到他，为他惋惜。张枣在德国生活了19年，比艾未未在美国的时间长，但他回国后却没有展现应有的公民意识。
张枣对象虹影那样用文学反映现实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文学是追问现实，可惜他却没有落实到作品中。他在诗中“四处叩问神迹”，可在生活中“只找到了偶然的东西。”与虹影相比，张枣走的可算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