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提醒自己，日后撞见类似奇闻，不要轻易使用“斯文堕落”一词，大量事例告诉我们，堕落者已然一身丐帮装束，毫无斯文可言。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梦婕6月25日报导，在文学界颇有声誉的云南纯文学杂志《大家》，近日出现了一个克隆版，该记者径呼其为“野鸡版”。从刊号到定价、从装帧到主办人员，两份《大家》全无二致，区别仅在于：“野鸡版”系旬刊，且正文内容缺乏关联度，文章质量拉杂庸常，页数也长短不一。文学版《大家》每期页数为200页，“野鸡版”可达463页之巨，仅目录就占了9页，初初一瞄，还以为一本黄页电话簿，细瞧下去，更会惊觉“云深不知处”。据记者目睹实物后描述，“论文多以‘浅析’、‘初探’等为题，平均篇幅不超过1页半，内容却包罗万象”，像一个极尽杂乱之能事的文字难民收容所。在同一期刊物上，竟然同时出现了这样一些题目：《宁夏回族女作家马金莲访谈》、《浅谈现代标志设计新趋势》、《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浅析》、《如何加强商业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组织管理工作》、《英语词汇教学新理念》、《“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样式的优化》……
乍闻此事，人们的第一感恐怕是，《大家》杂志社遭人暗算了。谁知不然，记者跟踪调查后发现，并不存在另一个欺骗者，两份《大家》确实出自同一家机构。同一伙人，一边兢兢业业地浇灌着自己心爱的文学园地（姑且假定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一边又心狼手辣地摧残着心爱刊物的名声，这怎么可能呢？这难道不是十足的错乱？除非，其中藏有巨大的利益。果然，人们发现了利益。据记者调查，野鸡版《大家》纯依版面收费，经推算，该“野鸡版”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
实际上，早在中青报记者撰文揭露之前，“百度知道”的相应条目下，已有网友lunwenjiaoyu回复道：《大家》“是文学类核心期刊，但是这个刊物近年来什么文章也能发，涵盖教育教学，计算机，体育，英语等方面，总之是给钱就发的刊物。”考虑到该网友的ID极易还原为“论文教育”，所以，他究竟是一位公正的揭露者还是一个行业竞争者，亦可存疑。
类似丑闻层出不穷，当然与高校等机构的考评聘任体制有关。多年前即有研究者指出，各级教学科研机构对其研究人员下达的论文发表指标，与国内相关期刊所能提供的版面，存在巨大的缺口。换言之，那原本就是一个依正常途径无法满足的苛刻指标。我们知道，一名警察倘被要求每晚必须抓到十个小偷才算满足工作量，他就非常可能产生一种冲动，将一对正在深情相拥的情侣当成小偷来抓。同理，当迫于发表严命的研究者普遍面临僧多粥少之境，原本还算严肃的学术困境就会还原为经济学上简单的供需矛盾，并迅速形成一门地下买卖。经济学家大概不难告诉我们，从原理上讲，这类买卖与地沟油式产业链，并无本质区别。就此而言，将类似闹剧定性为文学或学术丑闻，只是一种思维惯性下的认知，与事实并不相符。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地沟油还是蹩脚论文，只是经营项目有别罢了。
本来，编辑也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当一名职业文学编辑敢于认定自己也能评审一篇汽车工业的论文，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要给钱，他无所不能。既然如此，再将此事归结为文学丑闻，难免就有点迂腐；既然如此，再将此事与体制挂钩，难免也有点牵强。毕竟，《大家》并非国内最具文学声望的杂志，而国内更有声望的文学杂志，并未自甘下流到如此地步，个别刊物还在苦苦守卫着文学的尊严。尽管，纯文学杂志面临的时代性困境，它们或多或少都在承担着。将一桩只有丧失职业尊严的逐利之徒才会格外热衷的丑闻归因于体制，对于丑闻的制造者其实是一种辩护，正如它对尊严的捍卫者是一种打击。因此，尽管体制的因素确实存在且相当重要，我们在言及体制时最好能够谨慎些，再谨慎些。无论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它都不应成为堕落者的借口。
说实在的，《大家》杂志社此番的做法，只是过于出格，并无别种新意。论文版面费问题，是一个至少存在了十年的顽症，一种理应受到憎恨的举动，也会随着屡禁不绝而使人麻木。所以，我真正厌恶的，并非有人还在这么做，而是他们正做得越来越傻。当一个人的身心处于某种放肆情态，他就会趋向于傻干，理由是，傻干也没关系。既然傻干都能获得利益，谁还耐烦多动脑子呢？如此，我们恐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认为，一个“盗亦有道”的社会，也颇值得怀念呢。
